在奈恩的學術發展中，有兩個重要的人物是無論如何都必須談及的，即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理論家、當今歐洲公認的20世紀最早的社會主義思想家之一安東尼奧·葛蘭西和英國著名民族主義理論家厄內斯特·蓋爾納，在奈恩的著述中隨處可見他與二者的對話，他們對奈恩的理論形成、構建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可以說，這兩位西方思想巨擘是奈恩民族主義理論的源泉。
(一)安東尼奧·葛蘭西的“霸權”與“市民社會”理論
葛蘭西對英國新左派的影響十分深遠，在20世紀60年代，奈恩把葛蘭西的思想介紹進英國新左派當中，並由此開啟了英國新左派內部的葛蘭西轉向。奈恩和安德森在《新左派評論》上發表的關於英國憲政製度和“工黨主義”相關問題的一係列文章就運用了葛蘭西的霸權(hegemo-ny,或譯為“領導權”)概念。“他們的核心觀念，即貴族權力在英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得到了不同尋常的延續，直接受到了《獄中劄記》中的一個類似評論的啟發。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觀念則對《新左派評論》和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不同的文化轉型方案起到了塑形作用。……正如大衛·福爾加奇所強調的，與意大利之外的其他國家相比，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在運用葛蘭西思想方麵做得更深入也更廣泛。”①毫無疑問，葛蘭西的理論對新左派思想家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同時也給奈恩的思想起步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石，正如塔裏客·阿裏(Tariq Ali)在《法國
1968:終結的開始》的中譯本序中寫道：“不到1968年，他(奈恩)就徹頭徹尾地變成一個葛蘭西馬派，毫無掛礙地運用這一派的語言來詮釋當代政治及社會。”②
奈恩對葛蘭西的不竭熱情體現在他對葛蘭西的高度肯定上，他這樣寫道：“直到葛蘭西為止，在知識分子中幾乎沒有任何唯物主義者的理論化的開始(並且不可能更深遠地繼續進行下去直到20世紀50年代)。”③雖然這一論斷亟待考證，但是不難看出奈恩對葛蘭西的強烈的個人情感欽佩及對其理論的推崇。在《民族主義的麵孔》一書中，奈恩以最直接的話語這樣歌頌道：“安東尼奧·葛蘭西，‘馬克思主義的亞曆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④奈恩認為，從啟蒙運動理論家到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們的後繼者之中，葛蘭西是其中特別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因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意大利，在一個明顯的左派的和革命的意義上，他恢複了(市民社會)這一觀念”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