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為什麽會將20世紀以來西方社會變革遭遇的諸多問題歸結為引人注目的文化問題?或者說，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為何會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各種理論派別緣起的動力和發展的內在依據?而且，關於曆史發展的主體性和能動性的探索為何還成就了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文化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獨特的理論分析模式?要搞清楚這些疑問，首先必須回到當時的社會語境中去。
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後，西方社會的現實矛盾讓西方馬克思主義陷入了理論的絕境中。社會主義運動在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普遍遭受挫折和失敗，在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落後的俄國卻成了現實(葛蘭西稱之為一場“反資本論的革命”);現代歐洲文明的發展甚至一度因為法西斯主義的暴政而呈現出一段極其災難的曆史；戰後，歐洲社會的發展看似回到了正軌，但“福利國家”和“富裕社會”的出現卻導致了原來的革命主體——無產階級被同化。如何解釋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理論與20世紀西方社會現實之間形成的巨大反差，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不可回避的曆史使命。
對20世紀20年代中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失敗原因的反思成了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理論探索的直接起點。盧卡奇等人麵對的問題是：該怎樣理解馬克思的曆史決定論?唯物史觀究竟是一種經濟曆史觀，還是一種辯證曆史觀?人的革命實踐活動是完全受擺脫饑寒交迫的經濟利益的驅使，還是也會受到美好希望的召喚?在改變舊的社會製度和建立新社會的過程中，除了必要的物質條件之外，是否還需要人的能動意識?在盧卡奇看來，社會的生產和生活固然是以經濟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但這種生產活動不會自動生成和自發進行，它既需要利益的驅使，也需要**的投入。換言之，他看到並強調了思想觀念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的巨大作用。在早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那裏，中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消極的“物化意識”阻礙了積極的“階級意識”,或者，也可以表述為，決定革命成功與否的“文化領導權”沒有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而歸根結底的原因就是，“經濟決定論”的思維定式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原則。於是，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致力於從揭示社會現實和社會曆史進程的總體性出發，努力克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機械決定論錯誤，彰顯馬克思思想中的主體性維度，進而強調了當代社會無產階級意識革命的重要性。之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則從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出發，對現代人意識異化的內在機製和現實過程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闡釋。總的來看，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以不同的方式拓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化批判維度，將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轉向了文化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