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圖亞特·霍爾(1932—2014)是學術場域中的切·格瓦拉。他以大無畏的勇氣闖入一塊又一塊處女地、無人區，發動遊擊戰，取得勝利，樹立典範，繼而撤退，至死方休。所以，他的學術形象或者“身份”是多重的：20世紀50年代後期，他是第二代英國新左派中的風雲人物；六七十年代，他致力於文化研究的開拓，被視為伯明翰學派的奠基者和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80年代，他率先批判撒切爾政權，是“撒切爾主義”概念的開創者；80年代末期以後，他開始反思自己的有色人種、移民“身份”,強力推動了“身份”政治學和文化多元主義的異軍突起。這些“身份”的差異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人們很難找到一種可以將它們內在統一起來的線索。於是，過往的學者大多選擇就事論事，“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不過，在“身份”政治學興起之後，一些專注種族問題研究的英美學者開始深描霍爾的“黑”皮膚，把種族“身份”及其覺醒建構為貫穿霍爾作為學者的一生的內在邏輯，至於霍爾其他那些廣為人知的“身份”,則在某種意義上被貶抑為霍爾發現自我過程中不斷脫落的死皮。那麽,應當怎樣看待這種新闡釋，繼而怎樣正確理解霍爾的“身份”呢?本文擬做一些初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