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是“黑”皮膚的、來自牙買加的有色人種。他從來沒有掩飾這一點，而這也沒有對他的學術生涯造成顯見的困擾或者消極影響。事實上，在1987年以前，他涉及種族、移民問題的言論屈指可數，更重要的是，那些言論的對象都是處於社會衝突旋渦中的下層有色人種移民，與作為知識精英的他本人無關。在1987年的短篇自傳材料“最小的自我”一文中，時年55歲的霍爾第一次正麵談論了自己的有色人種出身和移民身份。在此後的文章和訪談中，他還曾多次回到這個主題，最係統的敘述當屬1992年他與中國台灣學者陳光興所做的訪談“流離失所：霍爾的知識形成軌跡”(1996年公開發表)。正是在此七八年間，霍爾“接合”阿爾都塞、福柯、德裏達以及法農、薩義德等人的理論，重新闡釋種族等概念，建構了自己的“身份”政治學，繼而大力鼓吹文化多元主義，捍衛、爭取作為西方社會中少數族裔有色人種的文化權力。
牆內開花牆外香。霍爾的自述激發了美國文化研究學者格蘭特·法雷德的強烈興趣。法雷德來自種族隔離的南非，同樣是“黑”皮膚，當時正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加勒比文學。1996年，基於對霍爾自述的詮釋，法雷德提出：盡管長期壓抑自己的早期個人記憶，但加勒比的種族、膚色和階層衝突卻內在地塑造了霍爾的自我，他作為學者的一生，就是逃離加勒比但又最終回歸加勒比的辯證過程，或者說就是變成黑人、重新意識到自己是黑人的辯證過程。①法雷德的觀點無疑是新穎且具有吸引力的：首先，他提供了一種具有內在一致性的闡釋，將霍爾碎片化的學術曆程、學術“身份”縫合到一起，滿足了人們的認知需求；其次，他的闡釋有“理”,即用霍爾自己建構的“身份”政治學來闡釋霍爾自己的形成與發展；再次，他的闡釋有“據”,即用霍爾自己的話來敘述關於霍爾自己的故事；最後，他的闡釋順應了當時正在洶湧發展的後殖民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浪潮，具有顯而易見的“政治正確”性。所以，法雷德的觀點一經出現就迅速流傳開來，成為新舊世紀之交人們理解霍爾的主流看法。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觀點在霍爾生活的英國同樣很有市場。在第一本專論霍爾的著作《斯圖亞特·霍爾》(2003)中，從事文化研究的英國學者克裏斯·羅傑克說：“這麽多年來，我一直試圖探索霍爾學術興趣轉移的複雜線索，據此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正視霍爾在牙買加的成長經曆。”②在一年後出版的《斯圖亞特·霍爾》(2004)中，專注於後殖民研究的英國學者詹姆士·普羅科特也認定起源即本質，“霍爾拒絕去麵對的加勒比童年生活卻指示出了它們本身對其後來思想發展的重要影響，最顯著的一點或許就是塑造了他對階級、種族和身份政治的理論關注”①。而在同年出版的《認識斯圖亞特·霍爾》(2004)中，曾訪談過霍爾的英國學者海倫·戴維斯也說：“雖然霍爾不是以對族性與種族的思考作為他工作的起始的，不過，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個漫長的(自我)發現之旅。”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