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在國際文化研究界，圍繞著將英國文化研究尊崇為文化研究的起源形態的傾向，出現了大量爭論。正如亨德爾·賴特(Handel K.Wright)所指出的，有關英國文化研究的起源和形成的大多數解釋，都傾向於強化其曆史發展的神話和單一化解讀。①喬恩·斯特拉頓(Jon Stratton)和伊恩·昂(len Ang)一直強烈批評英國文化研究中構建自身“起源神話”的傾向，認為這是一個在“(殖民的、父權的白人)偉人曆史理論中”②構建的神話。他們擔憂的是建構這種神話的方式：在這種建構方式中，英國文化研究基本上被認為是沒有受到外部勢力侵擾的英國本土的產物。
相比之下，斯特拉頓和昂認為，與其說文化研究是先在英國形成，而後被出口到其他國家，倒不如說“它是一個集合點，即主要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並且在西方英語世界，在需要進一步探索的某種曆史條件下，許多地理上處於多元分散狀態的知識分子在經過一係列思想運動後所聚集、到達的國際集合點”①。讓我感興趣的是，斯特拉頓和伊恩·昂認為“英國文化研究的曆史對重塑種族和文化身份問題可能是有益的”。
我尤其想接受他們的如下觀點，即在英國文化研究中斯圖亞特·霍爾，這位牙買加出生卻以英國知識為背景的知識分子，可能會提供對這種“起源神話”進行批判的有效方法。在這種批判中，他經常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正如他們所指出的，霍爾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必須不斷地兼顧他的黑色皮膚、英國國籍以及他在文化研究中的標誌性地位。他在英國文化研究中具有的獨特地位為他提供了一種有效方式，從而積極投入對英國文化研究的修正主義解釋中。特別是，他們認為，“[正如]霍爾在話語立場中所表達的，我們想要將其描述為流散的特征，霍爾對自己的學術和個人經曆的理解”①為我們提供了一條通往批判英國文化研究形成的傳統觀點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