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移民)聚居地”的擴散範圍是如此龐大，以至於霍爾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作為英國一個非本土知識分子的作用。黑人移民的不斷增長使霍爾公開表明自己是屬於這個團體的。他必須清楚地表明他對於移民鬥爭所做的貢獻，同時他必須提出一種政治範式以同時適應黑人群體和英國左派。事實上，霍爾必須重新定義他和大都市以及黑人群體(這些人像他一樣定居在此)之間的整體關係。然而，作為後殖民知識分子中的核心人物，霍爾及其他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必須了解，他們所處的位置是一種過度表征的重負。後殖民知識分子被刻畫成新形成的團體中既典型又非典型的代表，他們被統治集團塑造成邊緣化群體少數成員中的代表，這些邊緣群體對移民經曆具有發言權，並且在關鍵時刻有資格為自己代言。表麵上看起來，他們是傑出的少數民族代表——他們擁有主流的思想觀點，但在其他方麵仍具有可識別性。霸權詞匯的使用、在主流文化中的遊刃有餘以及學術成就的水平使得這些人無法代表他們的(少數民族)團體。同時，他們的種族、本土文化、變異的民族身份亦或經常在霸權文化中被認為是削弱的甚至嚴重缺乏的民族身份，與他們流散的兄弟姐妹的氣質正相符合。但由於受過牛津劍橋教育的霍爾所屬的精英移民選區精通主流言論，所以這個群體也是一個傳統的邊緣化團體的政治先鋒隊。雖然殖民政策在殖民地人群中產生了階級分化，但同時它也在傳統意義上為本土精英人士提供了教育機會和雙層文化的複雜性來抵製殖民主義。
如果不從階級的角度看，斯圖亞特·霍爾屬於這樣一代人，他的時代被貼上後殖民過渡期的標簽。霍爾這一代所有的加勒比移民都出現在後殖民時期中間的一段特定時間：20世紀50年代他們離開邊緣地帶的時間幾乎不比加勒比獨立的時間早(特立尼達和牙買加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都取得了國家主權),他們到達大都市時，後殖民移民群體的聯合尚處於起步階段。這一代人除了支持加勒比地區的獨立運動，還鞏固了在倫敦和伯明翰新形成的社群。霍爾這一代移民被指責在沒有獨立民族身份的情況下為自己在英國的生活謀得一席之地——加勒比主權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因為它標誌著(如果事實不是如此)向英國社會身份的轉變。霍爾這一代人的意識形態飄忽不定，因此他們擁有政治身份更迭的過渡期——除非能夠使得他們所掌握的文化資源最大化，他們才能獲得這一身份。正是由於這些第一代移民對加勒比文化習俗的順應，才使得他們在最初的流散經曆中生存了下來。和霍爾不同，第一代工人階級移民並沒有準備好融入英國社會，他們很快就揭露這一觀點是殖民主義神話。他們“默默地放棄‘融入’這個實際願望”,相反地，他們“把目光轉向了其他事情——比如在他們自己的領域，在自己的人群中，為他們自己謀得過且過的生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