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其他反殖民和流散群體一樣，英國的黑人移民從大西洋各地尋找移民輸出和政治解決途徑。吉爾羅伊提醒我們：“美國黑人文化為全世界的黑人群體提供了政治語言。首先是對權利和正義的托詞，然後是‘黑人權利’的話語，這一話語漂洋過海，使得全世界的黑人兄弟意識到他們所居住的國家中存在的種族隔離、壓迫和剝削。”②非裔美國人反抗的典型實例對英國黑人尤為重要，因為他們通過幾個世紀不懈奮鬥獲取了豐富的曆史和傳統。非裔美國人在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創造力、政治上的反抗以及以激進派“黑豹黨”為首的“黑人權利運動”為西印度群島人提供了一係列的鬥爭策略。非裔美國人多種多樣的鬥爭形式豐富了漢茲沃思和布裏克斯頓黑人運動的經驗，那裏的黑人群體幾十年來一直飽受“隔離、壓迫和剝削”之苦。霍爾回憶說，“美國黑人反抗運動”在中心城市的加勒比青年中產生了“強大的、複興的‘黑人覺醒’”①。斯托裏、付亞特和霍爾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跨越大西洋黑人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運動，該運動使得他們對社群(這個社群超越了國界，但在其政治核心中仍然存在權利被剝奪的現實)的概念擴大化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漢茲沃思和哈勒姆兩座城市之間跨越大西洋的黑人聯係竟然是合理的，因為英國警方大量借鑒了美國犯罪的罪名和“搶劫”的定義——伴隨著種族主義，當然，照單全收了。
“道德恐慌”與公開抗議警方和司法部門反對“搶劫犯”力量的聯盟促使並保障了對漢茲沃思青年懲罰的實施。警方或者司法強製一旦增加，就會做出不利於斯托裏及其朋友的判決，主要的權力集團——媒體、法院、政客和警察當局——可以削弱下滑的經濟、結構性權利剝奪和機構性種族主義帶來的影響，而所有這些在決定這幾個漢茲沃思青年未來生活方麵發揮了關鍵作用。一旦決定宣布，《監控危機：搶劫、國家、法與秩序》一書試圖取代，或至少能夠抗衡這一權力集團。霍爾和他的同事們想要挑戰漢茲沃思事件意識形態上幾乎缺失的表現和一般人對搶劫的定義。最重要的是，伯明翰學者認識到漢茲沃思事件將促成“一個‘軟弱’的法律和秩序社會的慢慢形成”,他們希望阻止這一發展，因為它使得英國社會中存在的反動勢力得以增強；伊諾克·鮑威爾的言論和反移民種族主義構成了這些反動勢力的前沿。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