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替代性的公共話語造成了後殖民表述和現實移民經曆之間的分歧。用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術語說，存在一個時間間隔：定居下來之後長時間的磨合期。當加勒比群體已經安頓下來並已經遭受來自白人的種族歧視時，移民問題卻僅僅是英國人廣泛關注中的一個方麵。
1958年，即在“帝國颶風號”靠岸十年之後，西印度群島黑人還不可能構成一個定居的群體，然而他們確鑿無疑已經是一群在英國社會中謀生的移民了。可無論如何，移民在大都市為自己打造的聚居地，本質上不同於一個居住在金斯敦獲得獎學金的中產階級男孩的生活居所。霍爾不僅僅在思想上將他廁身其中的團體劃分為兩個部分，而且在階級上將自己與另外一個和他存在親密種族關係的團隊隔離了開來。一旦能夠把階級問題解決掉，霍爾就能嚴厲地公開聲討這些曾經出現的緊張氣氛、壓力和危險。
在1970年的文章“英國黑人”中，霍爾描寫了有關早年加勒比移民遭受的壓力。他富有同情心地回顧了他們的奮鬥史。他寫道：“適應問題是長期的而不是短期的。”①他讚賞移民們在英國建設新家園的努力和堅持：“頑強地堅持是這樣的——照鮑威爾先生的說法——不管他們是否在成年人的時候，還是童年時候來到這裏，又或者出生於此地，大量的黑人移民都會留下來……他們肯定會長期成為這個社會的公民。”②
1970年擺在霍爾麵前的事實在十幾年前並不是如此顯而易見的。在諾丁山騷亂期間，霍爾通過社區積極行動對最極端的種族歧視狀況做出回應；在這種情況下，社區積極行動意味著保護黑人移民兒童的生命。對於作為新左派的霍爾而言，諾丁山騷亂當然也是一個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事件，因為它代表了一個與其移民經曆短暫勾連的時期。不過，隻是在十幾年後，霍爾才對大都市的黑人移民堅持不懈的政治鬥爭做出公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