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英國社會經曆了一係列戲劇性的變革，英國傳統左翼機構內部也遭受了一場等效的意識危機。正如伊萬·戴維斯(Ioan Da-vies)所指出的，這場危機本質上是由1956年蘇聯入侵匈牙利以及英國(連同法國、以色列)參與的蘇伊士運河危機，給英國左翼的傳統意識形態基礎以重大打擊所造成。③20世紀50年代的英國時期遭遇了一場重大的民族社會文化變革，其左翼政治體製正在經曆激烈的自查過程。這個社會和政治相對不穩定的時代，給霍爾和其他獨立的左翼政治家提供了一個為英國左翼設想另外政治路徑的機會，這種路徑位於“中心的共識政治”①和斯大林主義的過激之間。
乍一看，牛津大學的經曆，不大可能是霍爾設法超越傳統政黨政治的左翼政治運動的背景之一。霍爾所描述的20世紀50年代的牛津大學是一個被垂死的文化保守主義和一個“意誌瑣事”(由懷舊般的嚐試重新在校園裏創造的一種故園氣氛)所統治的地方，幾乎沒有顯示出有利於激進思想產生的背景。正如霍爾評論道：“像我這樣的局外人，發現自己很難融入這個從教育和文化上重建英國階級體製的過程中。”②然而，“局外人”如霍爾(以及許多英國出生的“獎學金男孩”)參與形成了各種各樣新左派俱樂部並出版了新左派雜誌，從而背離了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學術和政治的關注焦點；1956年的事件導致了兩個期刊，《大學與左派評論》(ULR)和《新理性者》(NR)的合並。
《新理性者》最初由湯普森等人編輯，在更加傳統的共產黨左翼圈子和20世紀30年代的“人民陣線”社會主義政治中脫穎而出。相比之下，《大學與左派評論》由斯圖亞特·霍爾、查爾斯·泰勒(加拿大人),拉斐爾·塞繆爾(Raphael Samuel)和加布裏埃爾·皮爾遜(Gabriel Pearson)(兩人都是猶太人)①主編，湧現出的牛津學生抗議運動並沒有與政黨相連接。霍爾回憶，這兩代左翼政治之間的分歧與顯著的地域和階級差別如出一轍。更具體地說，《新理性者》總部設在英格蘭北部，和農村工人階級群體有著重要聯係，而牛津/倫敦的《大學與左派評論》的“新左派者”更傾向於與世界主義者和現代主義者結盟，要麽成為中產階級，要麽變成“向上移動”的力量。正如霍爾所承認的：“作為一名殖民地居民，我當然更本能地熟悉社會匿名都市文化，雖然我對《新左派評論》缺乏與非大城市的工人階級生活係統的聯係感到後悔。”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