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以後，霍爾在倫敦大學教授電影和大眾文化研究，同時——與帕蒂·漢納(Paddy Whannel)一起——出版了開創性的作品《流行藝術》(1964)。霍爾和霍加特創立了英國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如果說牛津大學似乎是一個新左派發展的不同尋常的站點，那麽伯明翰大學的英語係發展(沉浸在一個隱式的阿諾德精神中)也許是一個更令人不可思議的場所，有關質疑支撐阿諾德精英文化觀的人本主義價值的領域在此出現。根據霍爾的記載，英語係任命霍加特為教授，也許並不出乎意料，但令人感到沮喪的是，霍加特宣布了他繼續進行工作的意圖，這個工作開始於他的《識字的用途》一書，研究大眾文化對工人階級經驗的影響。①霍爾指出，英語係實際上拒絕資助任何此類研究，這迫使霍加特用他自己經費去聘請一個大學研究員以建立和維護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這個人就是斯圖亞特·霍爾。
因此，雖然該中心位於大學院係內部，但是從一開始它就處於大學結構內部相當邊緣的位置，不過這個身份在許多方麵允許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發展成為一個可能比在學術上更為激進的知識分子代理機構，而非去發展曆史學、英語和社會學中更為根深蒂固的學術規則。該中心的項目在大學中的待遇是臨時的，這意味著雖然有時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麵臨被關閉的威脅，這一點不像其他學術部門，但是它不是被迫維持本科課程，因此，能夠引導它的許多資源直接進入當時更為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問題的研究和理論構建。
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英國文化生活大型的和眾多創作的批評中，現在已成為“伯明翰學派”方法的代名詞開始出現，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該中心的第一個十年以尋找適合於英國文化生活的理論組織為特色，這個進程見證了文化研究與新左派主要依賴於歐洲知識分子的傳統。特別是《新左派評論》,主動承擔了翻譯當時尚未有英語版本的歐洲文本的艱巨任務。當霍爾1962年辭任主編，該雜誌在佩裏·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領導下改換為更為具有傳統學術色彩的期刊，它不太關注霍爾倡導的社會運動問題而去關注更廣泛的理論問題。然而，正如伊萬·戴維斯指出，盡管存在這種關注焦點的轉變，該期刊仍然對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英國新左派產生了巨大影響，結果將歐洲理論的焦點帶入被視為停滯的英國知識分子文化關注中。①對於霍爾而言，新左派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