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理論家指出，20世紀70年代的歐洲理論轉向代表了英國文化研究的關鍵時刻。例如，比爾·施瓦茨(Bill Schwartz)認為，與“理論”的相遇，特別是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相遇，涉及戲劇性的重新定位，這個重新定位遠離其最初的關注點“生活經驗”的意義，轉而關注日常生活文化和更廣泛的權力結構之間的關係。①同樣，科林·斯帕克斯構建這一理論的時刻，是從更以人為本的文化作為其表現形式的方法，轉變為特別是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方法。②
在科林·斯帕克斯關於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敘述中，20世紀70年代在霍爾領導下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是由排除其他方法、注重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導的。當然，在他的一篇關於英國文化研究的理論遺產的文章中，霍爾似乎充實了這一單一解釋，他描述了70年代女權主義和以種族為基礎的，以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中斷為契機的理論方法的出現。③霍爾也承認，雖然他和邁克爾·格林(在霍爾支持下他於1979年成功繼任中心主任)知道日益增長的女權主義的重要性，並試圖將一些女權主義學者吸引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①當女權主義最終“中斷”了在中心的身份言說，其遇到了強大的阻力，這種阻力來自“完全先入為主的父權主義的權力並且認為女權主義已經將其否定了”②。此外，在關係到作為需要被理論化的中心社會類別的種族前景問題上，霍爾指出：“事實上讓文化研究把自己的日程放在關鍵的種族問題和文化政治問題上，本身就是一場深遠的理論鬥爭。”③
然而，在提供了文化研究發展的流散解讀問題上，我建議一種更為有效的方式來閱讀多樣的理論軌跡，這些多樣的理論軌跡在此期間，相互影響和“中斷”彼此。這種方式的目的是將他們視為一種更寬泛鬥爭的一部分，這一廣泛鬥爭就好比對於英國文化的身份正在接受來自多方麵挑戰的廣泛關注。此外，霍爾本身曾經一度反對這些中斷的矛盾和模棱兩可的態度，提出流散主體的多種移民經驗，在這種情景下，這些主體被要求既看作是壓迫人的族長，也是種族上被標記為低等人的身份。我建議，這隻是20世紀70年代文化研究在尋求與智力搏鬥的一種複雜經驗，從這個角度解讀，從阿爾都塞到葛蘭西所反映的馬克思主義的轉向，標誌著試圖與社會構建主體的矛盾達成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