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斯圖亞特·霍爾離開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到開放大學任職。20世紀80—90年代，霍爾在開放大學繼續著自己的研究，直到最近才從社會學係主任崗位退休。在此期間，他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是《艱難的複興之路》,霍爾認為這本散文集是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政治和文化生活曆史性的轉折點”②,就是70年代中葉轉向右派以及隨後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執政的1978年至1988年。從“中心”到霍爾的以葛蘭西為基礎，保守民粹主義分析的靈感來自撒切爾是他的論點，即圍繞種族和英國風格的問題，撒切爾設法在“人民”中建立假想的團結感。因此，盡管英國的“民族文化”在一段時期已經受到了帝國主義衰落、全球化和世界市場的轉型的威脅，但是霍爾認為撒切爾通過“一種範圍更窄的，但是比以前更堅固的定義”可以重新定位英國風格來探索身份危機。①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末，霍爾對種族、文化和身份的研究發生了決定性的轉折，即將研究重點由英國風格的霸權結構所代表的邊緣和消極的種族以及黑人轉向一個相當不同的分析方式，這種分析方式將族性而非種族視為優先研究對象。不是將族性視為“其他”,霍爾爭論道，在當代社會環境下，諸如英國作為族性和文化身份的先驅或中心的情況下，是什麽代表了每天的經驗，例如，在首次發表於1988年的文章中，霍爾宣稱移民現在已矛盾地成為“現代體驗的代表”②。在他的新時代作品和其他著作中，他繼續認為西方社會的社會生活和差異屬性的日益複雜已導致普通人身份的擴展，並為新的身份政治開辟了空間。作為一個主要的文化爭論站點，這種身份先驅的標誌之一是“族性的意外回歸”③。然而，與在英國身份危機的保守辯論中通用的傳統種族和民族觀念不同，霍爾勸告左翼轉向支持他當時的“族性的新形式”④觀念。對霍爾而言，“更多元化的族性觀念”可能是“反對被包圍的、霸權的英國風格。在撒切爾主義之下，穩定地占據政治的主導地位和文化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