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深刻的變化感興趣，但我認為學術研究不應該為證明某個政治觀點而短期改變。要指出其中的複雜性、模糊性以及意想不到的結果——這就是學術使命。
——斯圖亞特·霍爾
1994年4月在拜訪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大學老友時，我參加了為紀念科內爾·韋斯特(CornelWest)的(短暫停留的)哈佛之旅而舉辦的“種族問題會議”。那次會議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非裔美國學術名人薈萃的盛會：除了韋斯特本人，托妮·莫裏森(Toni Morrison)、曼寧·馬伯(Manning Marable)、帕特麗夏·威廉斯(Patricia Williams)以及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均應邀出席。在公開的小組討論結束後，大家便開始進行提問和評論。第一位發言者穿過擁擠的觀眾走到麥克風處，很平靜地介紹了他自己——“斯圖亞特·霍爾，開放大學”。房間裏頓時掌聲四起。這是我見過唯一的一次，某個人僅僅隻是說出了他的名字就得到全場的起立鼓掌。當我事後向科內爾·韋斯特提及此事時，他告訴我——“克萊爾，有一點你必須明白，我們都是讀著斯圖亞特的作品成長的，沒有他我們不可能相聚在這裏。我們都站在他的肩膀上。”
斯圖亞特·霍爾在過去四十年中對於種族和民族研究的形成領域所做的貢獻非常巨大。無論是他的個人經曆還是作品，霍爾一直是英國、美國、加勒比地區國家以及其他國家學者學習的典範，他開創了關於種族、政治、文化和身份思考的新途徑。他通過創作有關種族和階級、種族和國家主題的作品，從著作《監控危機：搶劫、國家、法與秩序》(1978)①中影響深遠的幹預措施，到最近他關於“新族性”和“差異政治”的理論，霍爾重新定義了種族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亨利·路易斯·蓋茨(Henry Louis Gates)在《紐約客》雜誌中稱斯圖亞特為“英國黑人關於英國黑人研究的重要理論家”②,而瑪雅·雅吉(Maya Jaggi)發表在英國《衛報》上對霍爾的深入訪談(2000年7月8日)中僅僅稱他是一枚“黑色符號”。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是英國動**不安的一個時期，當時情景喜劇《愛你的鄰居》中展現出的日常隨處可見的種族主義，是對種族關係進行評論的頂峰時期。當時電視上能夠看到的僅有的一些有色麵孔是魯道夫·沃克(Rudolph Walker)(在《愛你的鄰居》中)、阿特·馬利克(Art Malik)[保羅·斯科特(Paul Scott)的國王懷舊盛宴《皇冠上的珠寶》]以及周末下午茶時間的遊戲節目《黃金進球》中的鮑勃·蒙克豪斯(Bob Monkhouse)的助手艾依莎(Ayeesha),當然對於我們中許多成長於這個時代的人而言，斯圖亞特·霍爾在公眾場合的出現——不管是在深夜BBC 2套的開放大學課程，又或者是他麵對一係列新聞媒體參與到有關種族問題的辯論中——給予一代英國黑人和亞裔英國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而這無可厚非地被貼上特定的標簽(雖然霍爾本人可能並不承認這種價值)。他作為學者，以及作為其他人，尤其是少數族裔、學者、藝術家和電影製片人事業的“推動者”①,在英國學術界的影響力是獨一無二的，並且在將種族和族性研究認定為一個合法的(後來是核心的)研究領域以及在重新定義其決定因素方麵也是很有幫助的。例如，霍爾在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任職的這段時間(1968—1979)不僅見證了《監控危機：搶劫、國家、法與秩序》一書的出版，也聚集了一群致力於推翻傳統的種族研究方式的學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帝國反擊戰》合輯①,保羅·吉爾羅伊(Paul Gilroy),黑茲爾·卡比(HazelCarby)以及約翰·索羅莫斯(John Solomos)也參與其中。對我們這些後輩來說，斯圖亞特·霍爾不僅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了(有時也是反對性的)概念性框架和新觀點，同時也指明了學術研究可以並且應該怎樣做的方法。對我而言，黑茲爾·卡比的話在她喚起這一問題的同時，引起了一種強烈而複雜的感恩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