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剛重新評論了霍爾的霸權方法，力圖根據文化研究最近的話語轉向分析其當下所處位置。霍爾分析了作為跨越社交網絡的共識動員的政治權力。他把這種葛蘭西式的理論衝動與準結構主義的國家觀念、話語觀念和接合觀念融會貫通，實現了自己的理論推進。我已經討論過，雖然這些做法對更“極端的”立場更具價值，但它們最終未能確保對霸權式領導權的分析。雖然霍爾堅持認為，文化不僅僅是既有權力的仆從，但他對撒切爾主義的分析卻訴諸某些實際上貶低道德信念和社會多樣性力量的“國家”觀念。他對拉克勞和墨菲含糊不清的回應多少揭示了究竟是什麽促進了這種悖論式的還原。霍爾批評話語移動未能充分承認權力的集中。他斷言拉克勞和墨菲的“社會邏輯”誇大了激進異質性的程度，並以此加強了前述批評。不過，霍爾也未能將隱含期間的社會多樣化批判發展出來。這個漏洞動搖了他的霸權方法，使得他無法抗拒並實際上在某些方麵強化了當代文化研究的話語轉向。
既然無法貫徹對社會多樣化的批判，霍爾就隻能退到中央集權主義立場，以將他的撒切爾主義分析定位在權力集中上。不過，他近期關於民族文化和“混雜”身份的著作卻明顯在遠離這種還原。①雖然在許多方麵取得了有益的進展，但放棄中央集權主義僅僅讓霍爾更靠近話語陣營。①而且，在其他場合，他簡潔地批評了這種做法。例如，話語理論意味著身份是如此虛無縹緲，以至於隻能在瞬間“獲得”。這種分析不明白意義其實是一種持久統治；他們無法把握為什麽意識形態是最值得研究的。霍爾本人做出這樣的批評，似乎是對其作品含混性的最好批評，因為這些作品確實在作為國家的霸權和作為話語的話語之間搖擺不定。按照霍爾自己的解釋，他一直為“理念論和還原論之間無休止的振**”所困，這使“文化研究的能力”遭遇挫折。②這種搖擺似乎適合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時代，而且正是我們時代的力量來源。然而，對含混性進行理論表達是一回事，被它所困則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