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的霸權方法在中央集權式的取消贖回權和話語的偶然性兩個極端之間搖擺不定。兩個方麵都在拉他，而它們也都對其思想中的有價值部分有危害。當已經建立的政治統一體壓倒性地威脅文化動員時，他強調話語和社交接點的多樣性。當話語的流動性威脅霸權以至於後者快消解時，他又強調國家的凝聚力。這種振**源於其嚴重發育不良的社會團結理論。如果沒有這樣的理論，霍爾就沒有任何手段去協調話語和國家間的競爭訴求。沒有比在20世紀80年代關於“新馬克思主義”和“接合”術語的長期討論更能體現這一問題的了，在這裏，我關注的是他的一般討論風格是如何運作的，而不是去專門關注他做出這一術語的多種具體用途。我相信，霍爾對抽象的接合概念的普遍承諾，使得他忽視了文化而誇大了意識形態的作用。
接著他所謂阿爾都塞的“生成性進步”,霍爾設想社會聯合體就是一種接合。①他將此定義為“並非所有情況下都是給定的”但可以被新的連接消解和取代的“接合”,因為它有必須不斷更新的“存在的特別條件”①。在霍爾那裏，與接合緊密相連的，不是非人身的結構間的協調，而是實際的主體。這就解釋了為什麽它會貫穿他的作品。從概念上講，這個術語既暗示了“不同決定”的偶然多樣性，又暗示了不同元素在其中“共同發揮作用”的確定的統一性。霍爾據此認為，霸權跨越不同領域發生作用。②它們產生的不是用“相似性和對應”去取代這種多樣性，而是“區別和差異的一種特定接合”的統一體。
霍爾將接合運用於一係列問題。③首先，它解釋了組成社會總體的關係集合。其次，它也指或將文化融入意識形態中或與現有意識形態合並的話語程序。再次，接合將令人可以理解其過程的“世界的觀念”和塑造其自身的社會力量連接到一起。從次，“市民社會的許多‘自治’部分”是與國家相接合的，霍爾認為這種接合是“葛蘭西霸權問題的中心”。最後，當被接合成一個國家時，“非常不同的社會實踐”和“一係列政治話語”就被轉化成“統治和支配的操作”。雖然霍爾通常使用接合來暗示某種具體的機構，但很清楚，這是一個包括眾多複雜流程的非常抽象的概念。正如他所說，“我一直使用的是‘接合’這一術語，盡管我不知道，我賦予它的含義是否被完全理解了”。當然，他自己的使用本身就混亂，也是這個概念不能被完全理解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