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把霸權解釋為一個通過社交網絡形成的複雜話語場。他也訴諸國家觀念，該觀念強調更狹隘的權力場所貶低了文化動員的價值觀念。他為什麽拐彎抹角?為什麽不能為了更激進的話語開放而斷然拒絕國家特權?要知道，在撒切爾主義爭論發生時，拉克勞和墨菲在《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一書中就已經這樣幹脆利落地做了。事實上，雅索普等人已經指出霍爾“過度關注”意識形態生產，①批判他已經走得太遠了。在回應中，霍爾撇清了自己與“意在分析整個社會形態的話語理論方法”的關係。②雖然承認他們的洞見，但霍爾批評拉克勞和墨菲的作品“把所有東西都消解為話語”了。我建議好好研究霍爾的這種拒絕。因為我相信，霍爾的反對話語“消解”的觀點，恰恰揭示了他對國家中心論政治學的含混承諾的重要來源。
拉克勞和墨菲肯定不會有這樣的承諾。他們直截了當地否認任何“政治得以構成的獨特空間”的觀念。③他們主張“不可還原的多樣性”,強化了自己的否定立場，即“社會的中心這個單純想法沒有任何意義”。④拉克勞和墨菲強烈拒絕政治封閉性和社會封閉性，這構成了其霸權解釋的基礎。霸權不是“從一個有特權的散發出來的結果”,而是一種在最好情況下可以“部分修複”社會關係的話語政治。應當是這種解釋吸引了霍爾。①通過徹底分散“政治空間”,拉克勞和墨菲得以一以貫之地堅持賦予文化動員以全方位的特權。像霍爾一樣，②他們堅持認為，人們擁有“不完整的”“破碎的”、具有多種政治可能性的身份。③區別在於，霍爾認為，這種做法的可取之處也僅此而已。
霍爾宣布，文化戰很重要，因為社會主體可以“贏得”他們自己和社會的新構想。④如果沒有人在某種程度上堅持用撒切爾術語進行思考，那麽什麽是行使霸權?分析過於碎片化的主體性，無法欣賞這種(但暫時的)勝利。相反，它們“滑入一種無窮無盡的多樣性”,這樣無法定位權力的集聚。⑤霍爾拒絕這樣的“消解”,因為霸權將話語放置在一起，“這是矛盾的統一體，以便構建並保持規則”⑥。在某些時候，多樣性必須被限製，而團結來源於差異。這種洞察力使得霍爾對社會生活有另一種理解。雖然他同意拉克勞和墨菲的觀點，即社會關係承認多種政治選擇，但霍爾不因此認為社會關係從根本上講是雜亂無章的。話語的多元化是有限的，因為意識形態不能“脫離或在階級和權力的作用力線之外存在”①。霸權不是發明新的主體，而是對“人與已經獲得保證的身份和關係”進行再定位。在霍爾看來，說霸權部分固定了社會之物的意義是不公正的，正確的說法正相反，是社會之物模仿了霸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