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霍爾對當代英國政治作出了一係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從《監控危機：搶劫、國家、法與秩序》這一集體的現場調查，①到《艱難的複興之路》這一論文集②,他把保守黨政府都理解為新民粹主義的一部分，這種解釋產生了巨大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撒切爾再次贏得大選，這種分析的有效性得到確證，接著也為批判地重估撒切爾主義提供一次新的機會。與此同時，雅索普和他的同事也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對應解釋。雙方在《新左派評論》上進行了有價值的交鋒。③這一交鋒值得我們關注，因為它揭示出霍爾的國家思想存在一種重要的模糊性。
雅索普等人把撒切爾主義解釋為對英國國家重新選擇方向的政治學，這種政治學力圖使英國遠離凱恩斯主義式的幹預，轉向“新自由主義積累戰略”④。撒切爾主義者們孜孜以求的是如何最好地推進這一經濟政策。雅索普等人強調，這樣的算計是“由首相身邊的小圈子自上而下地精心策劃出來的”,這些人主要把意識形態當作二次動員。⑤舉例來說，媒體抨擊工黨控製的地方議會是“瘋子左派”,他們對此的解釋是，這是一種增加政治集權的大眾支持的方法。這種集權化反過來又授權給撒切爾的經濟策略，因為“它賦予了政府很大的靈活性，同時維護了它的自主決定權”⑥。首先控告這個“瘋子左派”,隨後，英國報紙們上演“民粹主義口技”,為“其真實動機力量”隻能到別處找尋的“表明上的目的”提供合法的理由。①總之，雅索普等人將撒切爾主義意識形態“看作是就事論事、一次一用的話語策略的集合”②。這些“話語策略”服務於而不是引發對特定政治行動過程的承諾。
霍爾的解釋則不同。根據《監控危機：搶劫、國家、法與秩序》一書的研究，③變化的跡象，即根植於“普通人經驗豐富的現實”的“彌漫性的社會不安”,最早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初。這種不安最終被入侵“國家政治複合體心髒”的“道德恐慌”所取代。④霍爾20世紀80年代的作品擴展了這種觀點，他認為，撒切爾主義“在嚴格意義上的國家領域之外，並且在國家中——作為一種必要條件——獲得正式權力之前，就鍛造了自己的意識形態權力和理論權力”⑤。大眾媒體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承擔了“建設重要的意識形態……民粹主義常識”的職責。⑥它們對“瘋子”議會的攻擊，使種族主義的和性汙染的修辭死灰複燃，從而使撒切爾主義在英國日常生活的不滿中找到了自己的基礎。在霍爾看來，這種媒體形象絕不是為了支持此前存在的策略而匆忙拚湊出來的選擇，而是不可抗拒的和成效顯著的。在撒切爾主義作為“威權民粹主義”的形成中，它們表達了要創生政治主體的意識形態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