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過去三十年左右，在一些與其說是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公認，不如說是老舊的問題上，出現了自稱為新的研究方法。文化研究就是其中之一種。它穩健迅速地全麵崛起，持續時間如此之長，以至於已經成為一門顯學。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文化研究教科書認為，這種進步意味著與文化社會學的根本分離。
解釋將文化研究和為人所熟知的後現代主義信條綁在一起，堅持在反對社會總體和普遍真理的觀念中來定義文化。文化研究是一種“後現代的危機論”。它反對任何具體化的文化身份，追蹤到處流浪的“遊牧主體”。這種“遊牧主體”“在流動的語境中”時常被重新塑型為一組“不斷移形換位的向量”①。於是，意義在沒有參照係的情況下駛向社會組織的持久原則。通過放棄參照係，文化研究成了一種話語分析模式，一項關於高度碎片化的和不穩定的“文本”的研究。這種方法忽視了讓意義得以確定的社會進程。特斯特(Tester)宣稱，文化研究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已經破產，②這雖然有點誇大其詞，但並非是完全不著邊際。③
很多人都對當前文化研究的多樣化發展趨勢持保留態度，其中斯圖亞特·霍爾的聲音最受重視。④我認為，很清楚，霍爾強調了“多元主義極端散漫形式”的風險。他警告“對文化研究自身話語進行一邊倒的文本化處理”很危險，因為這種文本化將權力變成廉價的漂浮能指，也將文化研究變成一種該被詛咒的東西。這些批判非常重要。這不僅僅因為霍爾在文化研究的創立過程中發揮了主要作用。從20世紀70年代在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一直到今天，他始終保持著重要的影響力。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期待，他不會完全讚同文化研究的反社會學定義。因為伯明翰中心20世紀70年代的工作經常深度介入社會學，力圖恰當批判而非徹底放棄社會總體性、亞文化、標簽化等概念。①事實上，多年來，霍爾一直是開放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以及(在撰寫本文之時)英國社會學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