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們以帶有曆史偶然性的大眾概念來理解集體主體之構造的話，那麽就會發現在沒有任何傳播技術參與的情況下，我們就很難理解當前那些趨向激進民主變革的社會運動。正如霍爾等人曾指出的那樣，傳播技術是一場社會運動朝著社會主義方向前行的重要平台。然而，也正如我們曾經所指出的那樣，傳播技術及媒介工業的關聯被定義為對於眾誌成城之潛力的認識與傳播革命潛力的部署工具二者之間的矛盾。這個結論放在今天依然適用。舉例而言，近來有些人開始主張，①作為一種民主式的民粹政治的新形式，媒介融合文化以及產銷一體模型的烏托邦方式是一種天真的誤解，因為它沒有真正理解“聚合並競爭的政府網絡把目標鎖定在特定人口上(進行監控與管製),它圍繞著政府在技術合理性方麵的不穩定性問題進行統計，並將自由具化為政治民粹主義”②。
近來詹姆斯·海開始以民主自由與媒介技術的關係之名義將新民粹主義理解為“參與”,例如與傳統媒體相鏈接的網絡技術將這種民粹主義式集體參與變得可操作化。不論是茶黨還是“快艇老兵求真相”③,媒介融合文化有助於那些被我們稱為民眾參與技術(而不是民主參與技術)的擴散。這常常是一些潛藏著規則與邏輯的參與形式，①但是它卻對於富有民主形式的集體行動之實施沒有什麽助益。當然，將大眾與人民從非民主之路上喚醒需要一段漫長的曆史過程。以美國為例，這就要追溯到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的一係列重大時代轉變，②這些社會變革與進步主義、寡頭政治及技術統治緊密相連，而它們反映了公共關係、職業記者以及群眾心理學之崛起。約翰·克拉克(John Clarke)曾對有關研究進行過一番綜述，據此他反思認為，顯然英國民粹主義中的“普通人”之“召集”與“參與”已經被形形色色的研究方法搞得支離破碎，而此類研究方法無外乎兩大類：其一，“關注懲罰聲明或文化控製”;其二，“關注統治行為的擴散形式與中介形式”。克拉克強調這些借助政府至上主義策略來召集“普通人”的社交網站之共性僅僅在於——這些策略的效力幾乎全部都是偶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