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存在一些憂慮，擔心斯圖亞特·霍爾許多作品被賦予了過於豐富的生命力。人們可能會稱他的擔心為“封閉的慰藉”(這也是他的原話)。①我認為正是這一擔心將他的學術聲音——他思考問題的方式以及他的批判性精神——塑造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這些是我感興趣的。我想說明的是，自我的滿足、安全的教條、癱瘓的秩序以及沒落的身份導致了違反行為的產生，而對此，斯圖亞特·霍爾已經形成了一種倫理學語言來回應。在這個意義上，我在閱讀斯圖亞特·霍爾的作品時，更多地關注於它如何指導我們在政治學中談論倫理學，而不是它的文化批判。我認為斯圖亞特·霍爾是一個標準的規範批判家，因為他的風格和精神促使我們不僅僅是否認這些規範，而且要表明立場。斯圖亞特·霍爾的倫理學是一種對話倫理學，對此我將會更詳細地論述。我之所以會這麽說，是因為我認為他的倫理學不是理性主義者或康德學派的中規中矩的倫理學，那些人的倫理學強調利用道德法律來保障獨立自主的身份。對相異性、差異的不透明性、不可避免的風險、時常出現在任何對話中的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以及對任何差異歸屬的期望，奠定並造就了斯圖亞特·霍爾的倫理學。
我們生活在“黑暗時代”。這些時代不讚成容忍、不推崇寬容、不鼓勵接受。更準確地說，這是相當冷酷的時代，是憤世嫉俗的勝利者和無情的仇外主義的時代，似乎這個時代需要的是一套新的沉默和接受的慣例，一種新的屈服、順從、羞辱的製度。生活在另一個帝國主義時期中的人，從之前一代開始展望，有人能想象到他們會生活在一個像如今這個時代的世界中嗎?但正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明確地說過，“黑暗時代”需要能給我們帶來光明的人——並且把他們召喚到公共領域。①這些人不應該是那些跟我們對話時總是帶著無力的多愁善感，以及一心隻想著拯救我們靈魂的人。這些人意見分歧的使命我們從自身以及他人身上偶然發現一些可能性，而到目前為止，這些可能性由於我們過多關注一夜好夢的慰藉而被遮蔽了。總之，無論如何，對我來說，斯圖亞特·霍爾的聲音正是這樣的，在眾多循環重複中我有幸能聽到這個聲音：“黑暗時代”的指路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