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並且毫無疑問我之前也多次說道——斯圖亞特·霍爾是幹預的作者，而不是書籍的作者。幹預是他的有效方法，他的“作案手法”。不用說許多書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作為作者或共同作者，編輯或共同編輯。這些書籍構成了他非凡的生活作品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從來沒有任何一本“著作”,你能從中閱讀到關於他的思想的最終描述，並且能找到確定的斯圖亞特·霍爾的“關於萬事萬物的理論”。這就是為什麽斯圖亞特·霍爾的專長是論文而不是專著。事實上，這些書籍中——有影響力的作品，例如，早期的《通俗藝術》,或者後來的《監控危機：搶劫、國家、法與秩序》《艱難的複興之路》《新時代》,或者較為近期的作品，如《差異》以及越來越多的目錄引言——我要說，更多的是臨時性的作品筆記的形式，從這些筆記中可以明顯看到當下的與眾不同，並且這些當下特有的獨特性，理論上是在思考中產生的。簡言之，這些是戰略性的幹預。
我能想到的所有當代知識分子中，斯圖亞特·霍爾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具有一種對當下警覺性的敏銳，從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有的人會覺得他總是反應敏捷，站在他所在的角度思考問題，自言自語，邊做邊想(如同他經常說起當年在伯明翰大學進行文化研究的日子)。因此，尤其是讓知識分子“看門人”煩惱的是，你會發現即使你幾分鍾前剛剛離開他，你也無法在原地找到他，他也不會用同樣的方式思考同樣的問題。①對斯圖亞特·霍爾而言，思考是移動的方式；是當一個觀點、一個狀態、一個身份剛開始重複出現，變成固定教條的時候，關注這些時霍爾文化批判思想研究
刻的方式，因為這標誌著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並且從與以前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它。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正是這樣認為，思考斯圖亞特·霍爾是改變他自己的一種方式，可以防止他總是保持不變。我總是認為，他這種內在的，對偶發的行為的尊重是他一個顯著的美德；是他風格的一方麵，是他所表現出的對當下不可避免的偶然性做出反應的一種完美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