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第一個問題而言，思想家列奧波爾德·塞達·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給出了一個重要的回答。我將這種觀點稱為一種“殘留的唯心主義(residual idealist)”模式，它繼續深刻地影響這些展現各種大眾文化表達形式的“感情結構”。在這種框架中，盡管人們堅稱通過非洲人本身以及那些巴巴多斯式的“前非洲人(ex-Africans,比如流散者)”來重新發現黑人的原初形式，但是“黑色”采取了一種超曆史與超文化本質的存在形式，而曆史文化則要麽遭到壓製，要麽至少經受了諸如殖民主義、奴隸製度、種族主義的掩飾。霍爾認為，人們還是常常以下述方式來理解加勒比文化身份：
即使用單一的、共同的文化術語，一種整體的“單一真我”潛藏於許多其他更為表麵的或人為強加的“自我”之中，於是這裏的人們就打上了擁有共同的曆史與祖先的烙印……在所有其他更為表麵性的差異之下，這種“單一性”黑人經驗是“加勒比特性”的實質。一種加勒比或者黑人流散的身份必須得以發現、挖掘、揭露並表達……
非洲是"‘大難題’這個遺落術語的名號，它位於我們文化身份的中心並且賦予了一種至今依然缺乏的意義”。霍爾主張，“這種身份的再發現”通常是“熱情研究的目標”①。
這個觀點的一些方麵值得注意。首先，表麵的加勒比自我與真實的非洲自我的關係被時空術語所概念化了。正如丹尼爾與喬納森·波雅爾(Daniel &.Jonathan Boyarin)所指出的，流散身份通常以兩種方式進行建構。一方麵，它被描述為一種共同宗族起源的產物；另一方麵，它還被視作是一種共同地理起源的產物。②換言之，非裔加勒比身份並不是固定在此時此刻，而是主要關乎彼時彼處。然而，正如這個特別術語“身份”所暗示的，這種身份是以現象的反應式為基礎的，而這種現象本身則被一種同一性與連續性所分離，這種同一性可以將此處與彼處之界限模糊化，這種連續性則將過去、現在與未來熔為一種“現在之永恒化”。由此觀之，現在的非裔加勒比人與其遙遠的非洲先祖在任何本質方式上沒有什麽不同。其次，這種關係時常以表現主義的術語進行概念化：一種內在的非洲本質采取一種外在的加勒比形態來表達自我，這很像光從燈芯之中散射出來或者氣息從身體內部吐露出來那樣。①一個非常通俗的比喻可以用來展現這個過程，非裔加勒比身份類似於一種從原始黑人土基中生發出來的“植物”一般，或者反過來說，如同“根基”般的非洲身份絕對是植物健存的真正本源。②再次，上述關係常常以諸多重疊修辭進行描述，這種重疊修辭使得真實與表象、誠實與虛偽、內核與外飾、中心與邊緣等因素對立開來。盡管隻是一些細微的差異，但這些都是圍繞著內在真實與外在虛偽的區別，前者等待被發現或者再發現，後者則是不得不徹底丟棄的。因此，非裔加勒比身份時常以一種類似戀母傳奇的方式進行構築，殖民主義的虛偽粉飾將真實內核牢牢壓製，直到去殖民化成為大發現時代的中心，上述真實內核才得以大白於天下，而隨即後殖民主義則被人們追捧為這場大戲的完美結局。最後，非裔加勒比人借助一切日常言行來表達似能超越時空界限的非洲元素本身，而且還據此構築他們存在的事實，這常常被視作在本質上的自我同一性，換言之，它被視作是一種不變的、獨特的、有別於所有其他元素的事物，並且它不受外在的影響。不幸的是，所有屬於此種分類的人與那些不屬於這種分類者具有無可爭辯的區別。奈傑爾·博蘭(Nigel Bolland)認為，這種“二元論”或者"二分法”加勒比文化身份模式應該歸咎於一種“自我對抗他者”“我們對抗他們”的對立思維方式，這種加勒比文化身份導致一種混雜化加勒比社會最多隻是本質各異的亞種族群體自身的一種“混合”或者“集合”的觀點。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