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義、表征與意識形態：阿爾都塞與後結構主義者之爭”一文中，霍爾清楚地指出，阿爾都塞較早的《保衛馬克思》比後來的《讀》(它在理論上更加複雜，並且他的學生們也參與其中)在理解“差異性”問題上提供了一個更具生產性的方式。尤其是《保衛馬克思》“矛盾與多元決定”一章將我們重新拉回到了早期馬克思思想中對“人口”和勞動分工討論的出發點，在這裏，霍爾偏向了後來他承認的“差異性”。馬克思運用“中介”概念使“主人/奴隸”或“勞工/資本家”之間的差異被差異自身的關聯性擔保成為互為差異。當關聯性得到例證時，對差異的經驗感知就是可能的。正如個體差異是無法被建構的一樣，個體的差異也無法被思維和被認識。這個觀點在前麵引證的《監控危機：搶劫、國家、法與秩序》一書的引文中得到重複，無論是否被稱作“極端語境論”或“關係主義”,差異都不能自行其是。
參考霍爾對此所做的理論說明，這一點是很清楚的。但當他的名字出現在媒體上時總會帶上“多元文化論教父”的標簽。這看似是對他學術生活的雙重評價：一方麵，由於他曾經曆了充斥著偏見的極端困難時期，並且在這一經曆中產生了巨大的學術影響，所以不僅是英國的加勒比人還有其他少數民族都非常尊敬他；另一方麵，基於強迫少數民族集中居住而導致的新型民族主義出現和種族關係緊張的再生這樣一種現實，上述的標簽不免會招致對“文化多元論的失敗”的謾罵。這是一個清晰的標記，表明人們對相關社會的普遍危機已經有所意識。這種意識對因為過於重視與“差異”相處而被迫失去它的統一性的當前狀態非常敏感。正是這種“差異”觀念成為左翼文化研究批判的最初目標，這些左派被認為會統一立場，共同抵抗新型排除草根階級的民族主義和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策略。對於那些認為文化研究就是在散布過於關注“差異”的陳詞濫調的人來說，即使被貼上“文化相對主義”的標簽，他們也不得不保衛多元主義和重新激活身份認同政治，這看上去就像“差異”的重要性完全被作為膚色的種族、作為宗教和語言的民族，更有甚者，被性與性別等綁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