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也就是加入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10年後，他向中心刊物題為“文化研究與理論”的專輯提供了一份長篇讀書筆記，即“馬克思論方法”。從表麵上看，他的貢獻在於通讀了馬克思的文本，向讀者們揭示了自己對文本的解讀。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導言》在1973年被譯成英文，霍爾在他的討論班中使用了它。殊途同歸的是，安東尼奧·奈格裏1978年在巴黎高師也做了一場關於該文本的演講，他認為這個文本必須要從一個不確定的視角，而非某種形式化的方法來解讀。現在，對於我們來說，將這兩位思想家並列放在一起，闡明這一文本對霍爾(後冷戰時期馬克思主義的重量級巨人)以及奈格裏(具有後殖民意識的當代西方社會主義時髦思想者)的重要意義，是完全可能的。
顯然，霍爾試圖從《導言》中馬克思論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章節獲得教益：
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為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①
這就是說，經驗主義的現實或具體不應該被當作別的東西的反映。拿馬克思舉的“人口”一例來說，“人口”是具體和可察覺的，這是因為沒有人口的話生產不能被理解，它是生產不可分離的要素。17世紀的經濟依靠就是這樣的前提。但馬克思聲稱這是錯誤的，因為“如果我(馬克思),例如，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②。甚至那些看起來是具體的東西，如果我們省略掉構成它的各種片段也會成為一個“空話”,“關於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
簡單的範疇，“人口”,它的重構必須是由更具體的曆史關係矛盾地組成：“奴隸主/奴隸、上帝/自我、主人/仆人、資本家/勞動者。”③這種重新建構是“思維中曆史具體的再生產”④。盡管馬克思在描述了那些具體的關係後就止步不前了，但霍爾卻從中讀出了“事態”關頭。他更加曆史地將特定的勞動分工和階級矛盾作為“事態”來延續馬克思重新生產“思維中曆史具體”的嚐試。曆史在這裏需要理論來操作。對於霍爾，理論是某項工作能夠變得可操作的實踐設計。任務不是從抽象的東西中得出簡單的統一，而是使抽象的東西分解成真實的、矛盾的、有時是對抗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