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晚期英語世界的高等院校中，很少有像英國的文化馬克思主義這樣的學術群體能夠對人文學科和社會批判理論產生如此重要的影響，他們的大多數主要思想是在英國新左派的社會環境中形成並發展起來的。60年代和70年代，在羅德尼·希爾頓(Rodney Hilton)、加雷斯·斯特曼·瓊斯(GarethStedman Jones)、克裏斯托弗·希爾(ChristopherHill)和E.P.湯普森(E.P.Thompson)的影響下形成了被統治階級的曆史學或“自下而上的曆史”這種新社會曆史理論。薩利·亞曆山大(Sally Alexander)、凱瑟琳·霍爾(Catherine Hall)、希拉·羅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和芭芭拉·泰勒在構成新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史學上有著同樣不容忽視的影響。同樣重要的是，英國文化研究的成就在世界範圍內有著重要影響(尤其是在北美)。由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斯圖亞特·霍爾所開辟，延續至哈澤爾·卡爾(Hazel Carby)、保羅·吉爾羅伊(Paul Gilroy)、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安吉拉·麥克羅比(Angela McRobbie)和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等人的文化研究提升了人們對傳媒、青年亞文化、文學生產、當代工人階級、種族與性別的文化建構、流行文化以及意識形態的本質等問題的批判性理解。
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前，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一直是批判學派內部的一種一以貫之的學術潮流。然而，正像其他植根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一樣，後來它也慢慢破裂，最終在90年代走向解體。綜合起來看，工業工人階級的衰落、後福特主義生產模式的興起、蘇聯共產主義的滅亡、身份政治學和新社會運動的興起、後現代主義的出現以及人文學科內部的語言學轉向，等等，共同導致了它的解體。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當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在二三十年以前對學者和政治知識分子產生吸引力時，今天它是否仍然對我們有借鑒意義?一方麵，我相信今天我們不會再遭遇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的那些大多數問題，而且較早年代所提供的那些問題的框架以及給定的解決方案不再具有充分性；另一方麵，我也相信仍然存在著這樣一種可能性：我們今天所麵臨問題(最主要的是全球化條件下的多文化、多民族和多宗教社會)的逐步解決，應建立在那些年代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之上而不是拋棄它們。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人的重要性也無法同斯圖亞特·霍爾相比擬，因為他是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開創者和當今的社會批判理論的過渡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