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的思想軌跡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致與他在英國新左派創建過程(1956—1964)中的作用相吻合。新左派運動產生於國際共產主義的孿生危機和英國對1956—1957年中東戰爭的幹預。新左派致力於“全力以赴的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努力擺脫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雙重正統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觀點。霍爾是《大學與左派評論》雜誌的創建者之一，這本雜誌是由牛津的一些激進學生編輯出版的。這些學生十分反感當時的政治正統，並對作為超級強國的英國采取與法國一起入侵蘇伊士運河的立場持批判態度。霍爾是《新左派評論》的第一位主編，他在調解正在興起的學生一代與大部分老一代的前共產主義者之間(主要是E.P.湯普森)的關係方麵起到了第一位的作用。在這個時期，左翼文化批評家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極大地影響了霍爾的思想工作，他們利用批評家F.R.利維斯(F.R.Leavis)的方法，通過文學分析來批判性地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政治與社會的轉變。正是在這個時候，霍爾萌發出從事學術工作的興趣。他分析了大眾、流行媒體和消費資本主義對文化與政治的影響，還試圖找出並接合抵抗統治秩序的力量。他對後來被稱作“身份政治學”的東西特別感興趣，而“身份政治學”在當時剛剛開始的“單一議題的政治學”中已經顯示出來，最顯著的事件就是核裁軍運動。同樣地，他也對英國青少年的文化政治學和工人階級的青年文化感興趣，“初生之犢”正在受到媒體的關注並將成為隨後的文化研究的焦點。①
霍爾在這段時間內所寫下的兩個文本，即“無階級感”和《通俗藝術》透露出他所關心的思想與政治問題。霍爾的早期文章介入了關於當代工人階級的爭論，這場爭論是由工黨內部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Crosland)等修正主義者挑起的。克羅斯蘭認為，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將會導致一個無階級社會的到來，並使經典理論所構想的社會主義作為一種需要不複存在。霍爾駁斥了在物質生活與工人階級意識之間所做的這種過於簡單化的因果分析，並指出工人階級文化的基礎是它的價值觀和製度體係，這是他從雷蒙德·威廉斯的裏程碑式的著作《文化與社會》改造而來的觀點。但是，霍爾堅持認為：“一種生活方式必須在一定的關係模式以及一定的物質的、經濟的和環境的製約下才能夠維持下來。”①所以，為了理解工人階級文化就必須要確立不斷變化的客觀環境與主體反應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當然，霍爾並不是要向馬克思主義正統回歸：他相信在這兩個詞語之間一定有一種“自由發揮”的關係，並指出上層建築領域的轉變同經濟基礎領域的轉變同樣具有決定性。對於霍爾來說，工人階級文化被分解成多種生活風格，正像中間階級的文化一樣。這倒並不是說階級不平等的客觀決定因素更不真實了，而是說這些因素被階級混亂感或者是無階級的虛假感所經驗，這是一個悲劇式的矛盾：“工人階級通過陷入新的和更加精致的奴役形式而解放了自己。”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