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爾的第二個思想階段(1964—1978)大體上與他在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那些年代相吻合，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也是文化研究這一新興的跨學科研究領域的第一個體製性機構。如果說霍爾的早期著作是在冷戰、蘇伊士運河危機和共產主義陣營大騷亂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那麽,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國際範圍內的學生運動、美國的民權運動和身份政治學則塑造了霍爾在第二個時期的作品。霍爾對“伯明翰學派”做出了定義，即融合了“結構主義”與“人本主義”並吸收了符號學(尤其是羅蘭·巴特的作品)、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路易·阿爾都塞和安東尼奧·葛蘭西的思想)和英國文化主義(威廉斯的文化理論和湯普森的曆史實踐)的學術流派。在一係列集體性的研究成果中——《通過儀式抵抗《監控危機：搶劫、國家、法與秩序》《婦女有話說》《文化、傳媒與語言》和《帝國反擊戰》——伯明翰學派在眾多領域取得了極具影響的學術貢獻，這些領域是當代傳媒、青年亞文化、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現代國家、曆史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以及種族、階級與性別之間的關係。
在這一階段數量眾多的具有影響力的作品中，霍爾的“編碼/解碼”一文也許是他最具原創性的作品。他有效地利用了符號學與馬克思主義對傳播過程進行解讀，並把這一解讀建立在馬克思的生產這一概念的基礎之上。他把傳播看作是一連串的審慎環節，每一環節都有自己的特征和形式。盡管傳播信息的生產或“編碼”與觀眾的接受或“解碼”都“依附於主導結構”之上並處於不對稱的權力關係的影響之下，但二者卻是遵從各自的結構邏輯的不同環節。一方麵，生產者們努力在優先確定的意義上達到一致；另一方麵，受眾有能力用自己的詞匯對這些信息進行解釋，因為他們不理解優先確定的意義並對它漠不關心，或者是他們選擇一種不同的有時甚至是反抗的符碼進行解讀。霍爾相信人類在接受媒體信息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這一點重複了文化研究起初時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動力，他對人類主體的信念使人們重新想起了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對工人階級文化的著名分析。霍爾也強調經驗被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霸權關係所壓製和強迫，是意識形態傳播過程的一部分，他的這個觀點得益於被阿爾都塞改造過的葛蘭西的霸權概念。霍爾融合結構主義和人本主義——在它們各自的擁護者看來是截然相對的觀點——的企圖在他的關於無階級的早期文章中已見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