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70年代晚期以後(這也許可以被看作第三個階段),霍爾開始活躍於多個理論前沿。作為集體研究成果的《監控危機：搶劫、國家、法與秩序》一書標誌著他成為一名關於種族與階級關係、英國黑人經驗和新右派的理論家。一群黑人青年襲擊一名白人工人，主流媒體對其進行大肆報道和評論並把它看作行凶搶劫泛濫的一個部分，這一事件成為這本書寫作的動機。霍爾和他的同事們主張對行凶搶劫的懼怕遠非是自發的，它來源於漫長的和複雜的意識形態準備過程，憑借這一過程，國家和媒體利用人們對種族、犯罪與青年的恐懼製造出一種“道德恐慌”。他們把這一意識形態機製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社會民主共識的崩潰聯係起來考察，並用葛蘭西的詞匯把這一情況理解為一種霸權危機，這種危機是右翼“威權主義民粹主義”的盛行，“威權主義民粹主義”是建立在自由市場、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對家庭的保守解釋基礎之上的新興的霸權集團。
霍爾斷言，雖然英國的大多數黑人被看作處於英國的曆史與文化之外的移民，但事實上，他們是英帝國與全球資本主義的曆史經驗所塑造的流散人群，所以應該把他們放在英國曆史的中心而不是邊緣。他們與其他人分享非洲的黑人流散經曆，同時又被英國特殊的曆史環境所構造。絕大多數黑人是屬於工人階級的，但是他們的一些最激烈的衝突是與種族主義的白人工人發生的，而且他們大部分也與組織化的勞工運動相脫離，他們的階級經驗已經被種族範疇過濾掉了。
上麵的最後一點在“種族、接合與社會在統治中的建構”這篇文章中得到了最有說服力的闡述。霍爾通過與兩種流行的理論選擇的關係而對自己的理論進行定位：一種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它把種族與人種的區分看作是根源於曆史經濟條件基礎上的現象；另一種是社會學觀點，它把這種區分看作是社會與文化方麵不可還原的。對於霍爾來說，正像馬克思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種族結構是曆史性的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它們既不能隻用經濟條件來解釋，也不能忽略經濟條件來理解。換句話說，他試圖從經濟和曆史所決定了的客觀條件來建立種族動態學，同時堅持它們的獨立性與特殊性——霍爾稱其為“別的東西”。通過重新思考社會形態的結構動力，霍爾開拓出了一種中間觀點。借鑒阿爾都塞的觀點，他把社會看作是一種“結構化的總體性”。其中，不同的結構層次(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與意識形態的)既是獨立自主的同時又被“接合”所連接，霍爾用“接合”一詞表示不牢固的和偶然的聯係使“從屬關係不再是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