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標是，通過研究葛蘭西和斯圖亞特·霍爾的理論框架和兩者之間如何相互關聯以及在曆史背景中這些理論框架的各自發展，從而推進對種族理論或觀點的研究。具體而言，這篇文章研究的是，葛蘭西的理論與概念和當代語境中關於種族與民族的研究具有不連續相關性的原因。我的假設是，葛蘭西的文字(學術，新聞和私人信件)表明，關於種族(和民族主義)他終其一生都沒有進入實證主義者和現代主義者的話語框架，這種種族(和民族主義)是根據生物學特性的證據去解釋和說明種族差異的文化和社會表現。既然如此，葛蘭西的種族和差異問題，可以而且應該與修正的曆史唯物主義框架相聯係。斯圖亞特·霍爾的作品，尤其是1980年與1986年之間的作品，提供了一種這樣的聯係可以實現的方式。我指的是，這個修正的唯物主義框架就是“敏捷唯物主義”。“敏捷唯物主義”在理論戰略上與關於種族的文化和政治轉型密切關聯。這取決於葛蘭西的“接合”和“形勢分析”概念或方法準則。這些概念形成了霍爾整個20世紀重要的種族化和種族統治的觀念。
我認為，葛蘭西的曆史、文化、社會與經濟觀念(特別是葛蘭西關於形勢分析、接合、和曆史集團的討論)和他對種族、種族化與政治的態度，都使得霍爾積極地閱讀葛蘭西的作品。葛蘭西將種族和差異放置在關於曆史的和政治轉型的問題中進行理解，這些轉型意味著“實踐”(動員)。因此，種族和差異確實意味著葛蘭西的理論觀點。這方麵的證據植根於他從意大利—社會主義者“南方論者”觀點到共產主義者(也建構主義者和文化主義者)觀點的轉型。進一步而言，這方麵的證據與他的從學者和新聞工作者到激進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國會議員轉型相聯係。但是，簡言之，這種轉型從社會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迫使葛蘭西考慮文化和政治背景中的種族差異作用[維迪奇諾(Verdicch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