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的話，1857年這篇導言對馬克思“理論斷裂”問題會有什麽樣的啟示?馬克思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新興資產階級的新科學，在它的古典形式中，它力圖總結出資本主義生產的規律。馬克思一次又一次地嚴格區分了“古典”的和庸俗的形態，前者開始於配第、布阿吉爾貝爾和亞當·斯密，結束於李嘉圖和西斯蒙第，後者則是馬克思不屑一顧、卻又後來終其一生徹底閱讀和激烈爭論的那些人。盡管如此，馬克思從未幻想(未經轉型的)政治經濟學能夠在理論上成為革命行動的科學指導。他的部分最尖銳的批判留給了所謂“激進”政治經濟學家——“左派李嘉圖主義”,像是布雷、歐文主義者們、洛貝爾圖斯、拉薩爾和普魯東，他們認為政治經濟學在理論上自足就行，而不顧政治應用時的偏差，按照理論的需要來提出對社會關係的相應變革。在李嘉圖派的社會主義者看來，由於勞動是價值的來源，因而所有的人都應該可以按照勞動的等價交換變成勞動者。馬克思選擇了更艱難的一條路。等價交換雖然在某個層麵是“足夠真實”,但在另一層麵上非常地“不真實”。這就是政治經濟學跨不過去的地方。然而，僅僅知道這個真相，在馬克思意義上並不能保證實踐的真實。這些規律(指等價交換)隻能在實踐中被拋棄，即它們不可能在範疇的戲法中得到改造。於是，在這一點上，對政治經濟學及其激進改良主義的批判合並到了對黑格爾及其激進改良者(左派黑格爾主義)的形而上學批判當中。當然，當馬克思說普魯東“在政治經濟的異化範圍內來克服政治經濟的異化”①,如果不是有意模仿，那就是直接回複了對普魯東對黑格爾已做的批判。
馬克思認為必須在理論上推遲之前在實踐中推翻資產階級關係，正是這一點解釋了馬克思成熟作品與政治經濟學之間複雜且矛盾的關係，也說清楚了我們嚐試準確地厘清作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在何處最終完全與政治經濟學劃清界限是及其的困難。這種困難突出地表現在，這些年馬克思與黑格爾關係問題已經成為首要問題，我們可能不得不暫時收回已有的相同答案，重新回到每一個問題的形式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