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現在回到了開始：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在思考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學時我們應當從哪裏開始入手?一個可能的起點是從“真實和具體的東西”開始，一個給定的、可觀察的、經驗性概念：人口。生產過程少不了生產著的人口。然而這一出發點是錯的。人口，和生產一樣是具有欺騙性透明和給定的範疇，隻有在常識意義上是“具體的”。它已經假定了階級的劃分，勞動、雇傭勞動和資本的劃分等：特定的生產方式的範疇。“人口”隻是給我們“一個混亂的總體觀念”。甚至，它在方法論上引起了從極其明顯的東西走向更為簡單的概念、更為稀薄的抽象的過程。這就是17世紀經濟學家們抽象的方法，也是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頗具才華和不留情麵嘲笑的普魯東的方法。後來的經濟學理論家從簡單的關係出發然後按圖索驥回到具體。後一種方法馬克思稱之為“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這種具體是一種不同於第一種公式中的具體。在第一種情況當中，“人口”在一種簡單的、單方麵和常識意義上被理解為“具體”(這顯然是存在的);離開它生產不能夠被理解等。然而，生產“複雜的具體”的方法之所以具體，在於它是一種“擁有許多決定因素和關係的豐富全體”。接著，這種在思維中(實踐的主動性無疑在這裏呈現了)再生產出曆史的具體。現在，任何一種反身性或複製理論說明都是充分的。“人口”這個簡單的範疇必須由更具體的曆史關係矛盾地組成才能被重新建構，這些關係包括：奴隸主/奴隸，領主/農奴，主人/仆人。資本家/勞動者。這種區分是特殊的實踐，它要求理論作用於曆史：它構成理論對對象充要的第一步。思維通過將簡單的、統一的範疇分解到組成它們真實的、矛盾的、對抗性的關係來達到這一區分。它追問什麽是“直接呈現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東西，什麽是作為“表麵現象”(外觀的必要形式)表現出來，但是“背後進行的一種過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