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加特文化實踐思想體現了文化與文學、文化與生活、文化與社會之間辯證而富有張力的內在結構。他所展開的文化實踐不是一種泛文化的文化實踐，而是以如何改善人的生活，如何建構健康、有序的社會主義社會為目的訴求，實現由文化變革所引發的具有聯動效應的社會變革，即文化主體的變革、文化所指對象的變革、文化實踐方式的變革、文化思維方式的變革、文化價值標示的變革，使之最終達致由內而外的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變革，為建構理想社會主義提供現實可行的方法和途徑。霍加特的文化實踐思想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類學式的文化研究，而是具有文化政治訴求的文化實踐，最終以實現建構理想社會主義社會為目的指向。
霍加特的文化實踐思想強化了文化實踐的社會關聯，進一步闡釋了文化與社會之間的相互滲透力，揭示出由文化變革引發社會變革的現實基礎，不是簡單的機構改革或體製改革，而是微觀文化主體實踐方式的改革，始於生活的改革。需要指出的是，霍加特並不反對社會機構和立法製度的改革，相反，他積極投身於文化事業的改革，為改進英國的文化狀況撰寫了大量相關的報告，例如《皮克頓報告》等，並先後負責草擬了《民主廣播的特權《公共服務廣播的主要原則》《電視的質量》等報告。他在對不合理的機構、製度提出挑戰和進行改革的同時，始終沒有忘記這些改革與微觀實踐者實踐能力提升之間的關係。例如，他在倡導傳播媒介的改革時，把傳播媒介作為“第一重要的教育家”①,強調媒體的社會功能。霍加特對社會體製改革不是單向度的理解，而是基於普通民眾文化生活的多向度的思考，以達致社會的全麵治理。
霍加特所展開的文化實踐與生活世界的文化生成及其變革的研究，不僅僅以文化實踐的內涵關注階級文化的變遷和特質，而且以文化實踐的外延，即文化與社會的關聯，探討文化實踐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意義。他以文化實踐的內涵和外延探究文化對社會變革的作用和影響。在對文化社會意義的探究時，與法蘭克福學派相比而言，法蘭克福學派著眼於宏觀層麵的文化批判問題，探究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然而，霍加特則是從微觀層麵的文化視角，探究了與微觀文化主體日常文化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問題。具體呈現在三個方麵——文化實踐與日常生活、文化實踐與權利關係、文化實踐與社會變革。霍加特並進一步分析了彼此之間的交錯與對抗，從而闡釋了現代性社會存在的深層矛盾和關鍵性問題。他從文化實踐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聯為著眼點，探究了生活環境、體驗和感受與工人階級文化生成之間的相關性。在此基礎上，霍加特進一步探討了文化實踐與權利關係的問題，揭示了兩者之間張力結構的存在，並通過微觀文化主體的文化實踐，力圖擺脫既定權利和社會等級對文化的束縛和操控，實現社會深層意義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