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爭辯的事實是，文化實踐無情被精英文化、大眾媒體、文化政治化所占有和掠奪。這三種文化掠奪方式的形式，以文化權的占有性、新技術的操控性、政治的幹擾性，阻礙著微觀文化主體對日常文化的實踐。如何使人們從光怪陸離的新世界尋找文化主體的真實存在感，就需要從文化實踐維度溯源文化的意義與價值。霍加特在分析以上三種文化掠奪方式的基礎上，提出文化實踐的戰術，突出微觀實踐主體在日常文化生活中的實踐智慧。
(一)文化霸權的文化侵占
日常文化的占領和操縱成為一種權力關係的延伸，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麵：一方麵，文化精英主義者擁有文化領域至高無上的權力，企圖打造一種等級森嚴的文化順序，貶低、排斥、壓製和收編普通民眾的文化，以便用他們的話語係統禁錮普通民眾的文化實踐活動；另一方麵，隨著商業化文化迅速發展，這為資本主義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領導權提供了現實土壤。資產階級以資本操縱的方式使得文化商品化，使得日常文化不斷地遭受文化商業化的侵蝕。
精英主義的文化秩序代表著文化的等級性，而文化的等級性又預示著社會的等級性。文化蘊含著某種特定的社會關係，代表著文化生產者與文化消費者、文化傳播者與文化接受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文化精英者是文化“真正的”闡釋者，占領著文化金字塔的頂端位置。精英主義者將自己與普通大眾之間建立了一道仿佛生而就有的界線，並不斷地試圖保衛他們的前輩建立起來的文化城堡。文化無形地成為社會權利的象征，掩蓋了文化實踐的本相，使得身在其中的文化實踐者對自己的文化行為不以為然，其原因就在於精英主義者所建立的這道屏障。
有關葛蘭西“領導權”的理論蘊含著“文化上的領導權”和“政治上的領導權”的劃分，並試圖說明政治領導權與文化領導權的相互依賴性。精英文化主義者所占有的文化領導權與資產階級的政治霸權步調一致嗎?其實，並不盡然。文化精英主義留存於文化上的貴族化，對資產階級的文化心存不滿，認為他們是一個欠缺文化、道德可疑的階級。正如沃勒斯坦(Wallerstein)所述：“1968年所呈現出的情形是：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階級自1848年以來花了很大力氣確定並強加了的文化霸權開始消失了。”文化霸權的分水嶺產生於1968年，在此之前，無論是浪漫主義還是現實主義都試圖揭露資產階級自私、貪婪、邪惡的形象；1968年之後，資產階級通過相對主義文化，使文化逐漸把控在其手中。這就是為什麽 20世紀60年代之後，才經常會出現“雅皮士”“優皮士”“波波族”之類詞語用來指代那些接受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的原因。由此可見，資產階級文化領導權與政治領導權並非相伴而生，資產階級在獲得政治領導權之後的很長時間裏，才獲得了文化上相對穩定的領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