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以單一標準來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嚐試都是徒勞的，這在當代科學哲學著述中早已司空見慣。至少在實踐和學科曆史的意義上這是徒勞的，因為無論選出的標準是什麽,現代意義上的科學都可以很快舉出至少一個科學和科學家都不會認可的例子。實際上，當人們檢驗並試圖為之做辯護時，他們對於那些被稱作科學的實踐和那些被稱作科學家的人是否具有任何共同之處是心存疑惑的。
譬如，一些自然科學是高度數學化的(如物理學),其他的(如地質學和氣象學)則不是。一些自然科學幾乎完全依賴從嚴格控製的封閉實驗(如亞原子物理學、生物遺傳學、多數有機化學和無機化學)中獲得結果，其他的(如地質學、氣象學或天體物理學)則並非如此，或者至少對其依賴程度不是同等級的。一些科學和科學家仍然宣稱根據所謂的普遍自然規律可以做出精準的預測，然而其他的一些人則將那種規律僅僅視作是基於對統計頻率的觀察值而做出的或然性敘述。在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影響下，當科學哲學家們將他們的關注轉向了具體的科學史並避免了一種關於自然科學的先驗認識論時，巨大的混亂出現了——那些已經被認可的理論、方法和自然科學實踐似乎太豐富了，以至於讓以保羅·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為代表的科學哲學家們認為曆史已表明世界並不存在唯一的一種科學方法，存在的隻是那些已經“獲得成功”的觀念、預感、實踐和推測的集合。費耶阿本德認為，自然科學唯一的方法論規則可能就起源於它的曆史是“任何事都可能發生”的，這樣也就完全等同於沒有規則了。
然而，科琴指出，當代大部分自然科學著述“都讚成將實驗及其結果的應用確定為自然科學實踐所具有的兩個常見標誌”,“自然科學實踐是以這兩個標準之一的存在或兩個標準都存在為特征的”①。然而，實驗和應用不同於理論化或建模，它們具有可廢止實踐的特征，這對於確定自然科學是科學是極其重要的。因為自然科學中的實驗和科學發現的應用都是科學哲學家所說的非話語實踐的例子，即它們是包含思想在內的人類活動。這裏的“思想”,是指已知心理現象和人類創造並使用的全部符號係統——書麵語和口語，數學，數理邏輯等。實驗和應用總會涉及語言的使用，而且常常涉及數學和統計學的使用，此外它們還涉及相當多的非話語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