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是經典的，因為馬克思終其一生見證了歐洲的工業革命，相信人類社會進步的可能性及現實性。馬克思之所以反對資本主義，主要是出於對社會中大多數人真正生活前景的同情，對資本主義結構和內部動力的沮喪，他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整體目標是將可能性轉換為現實。馬克思和恩格斯與他們同時代的人的分歧之處並不在於對發展概念的抗拒，而是在於他們對發展本質的理解。對馬恩而言，在任何階級社會中，發展都是一個不連續的、矛盾的過程，生產力的發展是同階級剝削和壓迫同時發展的。對馬克思而言，社會主義改造的整體目標是通過取代階級社會有意識地控製和計劃的剝削壓迫過程來結束這種曆史狀況。在階級社會有意識地控製和計劃的進展中，“個體的自由發展”就是“全體的自由發展”。恩格斯對19世紀的歐洲曆史進程做了一個廣義的經驗概括，得出其關於發展的著名言論，“曆史是最嚴酷的女神。她駕駛戰車穿過成堆的骸骨”,這被視為“曆史決定論”的頂點並令卡爾·波普爾(KarlPopper)瘋狂。然而現實資本主義的發展狀況，一再表現出其非理性的特征，由於理性的人與非理性的社會係統是不可能和諧共存的，因此工人階級需要用一些策略和方法來積極地推動改革。
科琴對現實社會主義實踐的思考貫徹了其實踐哲學的思想，他不是在單純地從理論層麵討論社會主義建設路徑，此外他也貫徹了對後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分析方法的推崇，將對現實社會主義建設的討論放置到具體的社會曆史語境中展開。由於科琴是一名英國的左翼知識分子，因此他對現實社會主義實踐的思考源自英國工黨在20世紀80年代的競選中接連遭到失敗的事實。科琴認為工黨接連遭遇失敗，是因為工黨的領導階層和成員是相分離的，其中工黨左派所堅持的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改良方案，其並不適應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的現時代要求。在1983年大選前，科琴不僅準確預料到了工黨即將再次失敗，而且他明確表示，“除非工黨能提出一個真正意義上能使英國從根本上改變其25年持續的資本主義繁榮所帶來的錯綜複雜問題的政治主張，否則我認為工黨必將被邊緣化”,他主張“恢複一種關於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政治的漸進式觀點……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以及一個社會主義世界並不是一蹴而就的，這需要很長時間，甚至是好幾個世紀。建成這樣一個世界的首要條件就是高度發達的物質水平，以及擁有先進技能、知識和深刻思想的公民”①。科琴認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就是物質社會的高度繁榮，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建設在一個物質匱乏的貧窮社會之上的，而現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已經產生了很大程度的物質繁榮，以及一大批擁有豐富經驗的工人階級，這些都是有利於社會主義長期建設的。盡管科琴重視社會物質繁榮對建設社會主義的作用，但他並沒有否認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他認為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在生產、分配、交換方麵廢除了私有製，因此他們的確是社會主義的。但基於對社會主義的整體論認識，科琴認為民主政治和憲法機製也是構成社會主義整體的一部分，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其建立起社會主義製度的方式都是通過優先加速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方式，這就使得其民主進程發展相對滯後，因此其需要從社會主義專政轉化為真正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但科琴並未對蘇聯乃至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太多方案。他結合對當時英國政治情形展開的思考，認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應該為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提供機會，他對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重構就是為了有機會讓英國乃至其他西方社會有機會進行社會主義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