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一直主張在物質匱乏的社會是不可能建構出任何有意義的民主社會的，無論是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還是其他類型的民主社會。關於這一論點，其包含兩層內容：一方麵，它涉及貧窮國家中的大多數人的物質狀況和社會狀況，這是他們在自己所處的社會中作為積極公民而充分發揮作用的一個巨大障礙；另一方麵，在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它關注的是那些進入公共生活的人的態度和價值觀，特別是那些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占據公職的人的態度和價值觀。
從第一層內容來看，致力於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的研究者常常會發現這些國家中人口的大多數往往在國家政治中扮演一個邊緣的或消極的角色。具體而言，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並不存在政府的普選，因而大多數人是不能有效地參與政治的。在其他的一些國家中，由於存在某種一黨製的國家形式，政府普選實際上成為一種保證政權的強製手段。然而在另外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中，以印度為例，印度的政治製度是兩黨製的，選舉可以而且確實給國家帶來了政治力量的重要變化。但是在農村地區使用權力和恩惠往往意味著地方或國家的政黨通過強製和賄賂的不同組合方式以獲取選舉的勝利，這在一定程度上對窮人造成了一些影響，譬如他們能夠“出讓”自己的選票以獲得一定程度的物質或社會收益，但他們的選舉常常是基於對政黨意識形態以及國家政治事件的最低限度的理解。盡管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情況差別很大，但它們在解釋這種政治惰性時都存在同樣廣泛的因素，特別是在農村人口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實際上所有信息都表明，農村地區的人口在身體和智力方麵的需求或者屈從於僅僅維持生存，或者屈從於在貧困中實現最低程度的安全以及向上的流動。此外，這種政治惰性還受到健康和疾病(影響到身體和精神)、高度文盲率(特別是女性文盲率)以及農民居住地在空間和社會上的孤立性等因素的影響。在擁有大眾傳媒和網絡媒介的今天，農村人口並不會被完全隔離於國家事件的信息和新聞之外，但是由於經驗和知識層麵的欠缺使得農村人口並不能理解那些呈現在自己麵前的信息。同樣的能力缺失在城市中的貧困人口那裏也有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