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工人階級概念、社會主義民主等問題上，科琴不斷重申他關於社會主義的觀點，即社會主義隻能產生於物質富裕的資本主義社會，因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擁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自由，其有希望成為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是包含人類解放在內的社會主義。這僅是科琴在理論層麵的思考，反觀20世紀80年代左右的世界，科琴開始思考如何在現實中踐行這一理念以及社會主義如何能同自由聯係在一起。
然而科琴也看到，一些理論家基於現實社會主義的情形，對馬克思主義發動惡意的攻擊，他們聲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就可以看到極權主義的種子。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在這本書中，波普爾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曆史決定論者。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聲稱知道曆史前進的方向，並知道驅動曆史朝這個必然方向前進的是經濟力量。因此波普爾說，持“經濟決定論”信念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認為其對手是錯的，認為其是反動的，其阻礙了必然的曆史進程，而且他們將自己視作曆史進程的推動者。斯大林在意識層麵不斷強化他自己是曆史的推動者，而且是任何情況下都必然發生的曆史進程的推動者。科琴指出，將馬克思主義視作經濟的或曆史的“決定論”的觀點並非起源於波普爾，但波普爾的確對這種觀點給予了最廣為人知的傳播，因此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不得不常常麵對這一觀點的指控。
此外，科琴看到一些讚同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人也在重複“決定論”這一主張，譬如E.P.湯普森(E.P.Thompson)在他的《貧困的理論》一書中對此作了最深刻的表述，盡管他是以一種比波普爾更精妙的且不那麽極端的方式呈現出來的。就本質而言，湯普森認為馬克思應為他所說的“經濟主義”以及社會是通過“生產力”發展而發展感到內疚。湯普森認為，如果按這種方式構建的社會，那麽馬克思給社會和曆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狹隘且謬誤的觀點。特別是，馬克思傾向於接受資本主義工業化標誌著人類曆史上的“先進”變革這種觀點。盡管馬克思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首席批評家，是工人階級革命的理論家，但事實上他認為資本主義是“進步的”,因為資本主義促進了物質生產和社會財富的增長，資本主義產生了社會主義革命所需的工人階級和運營社會主義社會的技術。湯普森認為，這實際上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巨大諷刺悖論。工人階級產生的同時，資本主義內部也生出了導致其滅亡的手段。盡管馬克思詳細描述了19世紀英國第一批工人的悲慘遭遇和工廠的剝削，但他從未否認新的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要比前工業化時期過著“愚昧的鄉村生活”的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