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已經明確提出，1845年至1846年，馬克思已經建立起了他的實踐哲學，“在這種哲學中，馬克思既拒絕從思想中派生出生活(像黑格爾那樣),也拒絕從生活中派生出思想(像洛克和費爾巴哈那樣)。對馬克思來說，使人類區別於任何別的有生命的物種的是他們自覺能動活動的能力——他稱之為實行或實踐——他用這個概念既包括思想也包括生活”②。按照科琴的理解，馬克思追求的是一種關於世界的哲學、曆史和社會經濟的視野的整合，他構造了一個龐大、完美、邏輯嚴密和“科學”的思想體係；而實踐哲學則為這一體係提供了導引思路，並構成對馬克思思想中最深刻的力量或存在最嚴重缺陷的解釋。
科琴指出，實踐概念在馬克思整個思想體係中處於核心地位，然而即使在今天，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對實踐概念的豐富內涵仍存在低估和誤解的情況。科琴認為，由於種種原因，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出現了一些違背馬克思思想的現象；特別是隨著學院化傾向的不斷加劇，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或意義被降低到僅僅是關於其理論自身真或假的問題。而對於理論之意義這一邏輯在先問題的忽略，則最終導致產生了一種枯燥的形式主義，且其經常與一種同樣枯燥的實證主義聯係在一起。當代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也開始傾向於認同，“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真理性”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並且能夠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優越性是由於它能比任何其他理論更好地“解釋”事實，以及它比任何其他理論都更為邏輯一致。
科琴一針見血地指出，一旦提出“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那麽最終得到的就肯定是“純粹經院哲學的答案”。“對實踐哲學的背離，是馬克思主義學院化的首要結果或表現。”①這樣，在一種莫大的曆史諷刺中，馬克思主義不僅失去了其政治敏銳力，而且更為根本的是失去了它的哲學靈魂和力量。為了改變這一狀況，科琴呼籲，必須重新確立實踐哲學在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重要意義，即實踐哲學提供了一種深遠的認識論和人類學的洞察力——“實踐哲學的洞察力”,這種洞察力能夠將馬克思主義從經院哲學的枯燥中挽救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