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在思考社會存在的整體性的同時，也特別關注在類型學的意義上理解社會革命，認為社會革命在本質上是一種異質性的社會變遷，即從一種社會存在狀態轉變為另一種社會存在狀態，社會存在的本質在躍遷過程中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同時，在這一異質性的社會變遷中，社會革命呈現出不同的和多元的變遷類型和模式，可能是突變的，也可能是漸進的，從而形成了一種社會形態的“類型學”。①
(一)封建主義的類型學
在安德森看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關於人類從“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②的這一思想，就為我們理解人類曆史的發展規律提供了科學的唯物主義的解釋。然而，這一解釋對於世界曆史的實際發展道路而言仍然缺乏足夠的效力，因為世界上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家發展的道路千差萬別，各有千秋：歐洲、美國和日本最終走向了資本主義道路；亞洲的中國、朝鮮、越南、老撾以及美洲的古巴在沒有經曆資本主義階段就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發展道路更加艱難曲折，經曆社會主義之後又轉向了資本主義。因此，要想為世界曆史的這種差異性和多樣性版圖提供一種行之有效的解釋，就不能對安德森“類型學”唯物史觀思想研究
這一規律做出簡單化的理解，即認為人類曆史就是從一種社會形態轉變為另一種社會形態，或者從一種生產方式轉變為另一種生產方式，而應認為任何一種社會形態的轉變都包含了複雜的多種生產方式的衝突和碰撞、交叉和融合。因而，“必須堅決拋棄任何簡單的進化概念，即認為一種較低的生產方式被一種較高的生產方式所包攝，一種生產方式完全是通過一種有機的內在連續過程而自發地產生於並取代另一種生產方式”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