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歐洲封建主義、絕對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等曆史問題的研究中，安德森始終站在曆史唯物主義的經典視域內展開分析和研究。在諸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這些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和理論中，形成了一種基於“類型學”唯物史觀的社會形態理論。
就曆史的研究理論而言，如果說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曆史巨著中主要是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做出了完美的解釋，那麽安德森在《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和《絕對主義國家的係譜》兩部史學著作中則試圖對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奴隸主義、封建主義和絕對主義的社會形態做出明確的界定和表述。在他看來，封建主義和絕對主義是歐洲地區所特有的社會形態，也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共同作用的結
果，這樣既避免了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所蘊含的經濟還原論或經濟簡化論的色彩，也凸顯了政治、文化、思想等上層建築要素的相對獨立性的特征，由此走向了一種整體論的有關社會形態的科學理解和解釋。
就曆史的發展規律而言，在這一“類型學”的唯物史觀思想下，安德森不僅對歐洲地區和國家的曆史發展規律的特殊性給予了科學性的理解，而且對歐洲之外地區和國家的曆史發展規律的獨特性做出了探索性的解釋，形成了有關人類曆史發展道路的多元解釋。在對歐洲地區和國家文明的論述之外，安德森還對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如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等提出了輪廓性的解決方案。在他看來，如果把這些文明統統歸入馬克思曾使用過的一般“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就是錯誤的，用它來指稱歐洲之外世界上其他一切地區和國家的發展道路是行不通的，“在程序上有一個十分顯然的教訓，即不能先建立歐洲進化的規範，然後把亞洲的發展情況歸入遺留的一個統一範疇。凡是在封建歐洲之外的曆史領域進行的嚴格的理論探討，都必然會取代傳統的一般性的比較(同歐洲的比較),實事求是地建立一種具體而準確的社會形態和國家體係的類型學。這種類型學尊重它們各自結構和發展的重大差異。”①因此，安德森不僅試圖為歐洲地區和國家的曆史發展道路建立一種社會形態的“類型學”,而且試圖為世界上不同地區和國家的曆史發展規律建立起不同的社會形態的“類型學”,隻有這樣才能展現出人類曆史發展道路的多元進化規律。實質上，這一解釋是對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學說”的內在承繼和發展，既是對世界曆史發展道路的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也是對人類曆史發展規律的科學論證和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