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英國工人階級的客觀結構地位和主觀經驗意識的詳細考察和論證之後，安德森找到了英國社會主義理論的停泊處。在他看來，英國是歐洲國家中唯一一個既沒有產生任何經典的社會學，也沒有產生任何本土的馬克思主義的國家。也就是說，英國並不存在一種真正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文化，或者說，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傳統是極其薄弱的，它總是帶有某種鮮明的改良主義與合作主義的經驗色彩，根本無法承擔起武裝英國工人階級的理論和實踐任務，並對革命社會主義的意識和行為構成了一種深層的阻礙和極具毀滅的力量。據此，安德森所開出的良方是引入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以彌補本國經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缺憾，創造一種革命的社會主義文化，並激發起英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和行為。然而，這一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構建並沒有帶來安德森所期盼的結果。後來，他也冷靜地承認了早期努力的失敗，認為“由於創作於反叛的時代，在極端的精神下，對所選目標進行了激烈的抨擊，這一總體拒斥的代價是對本國的簡單或誤解，批判的誇大同時伴隨著理療的過度自信——一種理論的必勝信念並無助於所倡導的激進替代”①。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安德森的革命主義的理論策略與革命主義的激進行為之間存在某種內在的固有缺陷和局限。
因此，這裏需要解答的問題是，為什麽安德森對於英國工人階級的思想或意識形態的構建要基於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這一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構建的結果如何?更確切來說，歐洲大陸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在塑造英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和革命行為方麵究竟能夠發揮多大作用?正如曆史所證實的，這一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引入並沒有帶來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的良好記錄。盡管英國從1974年到1976年爆發了由煤礦工人所引發的全國大罷工，但最終以失敗收場，之後也基本上沒有產生大規模的群眾性運動。可以說，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在推動英國工人階級的運動方麵的作用來說是微乎其微的。正如英國的右翼學者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所質疑的：“如果一種健康的文化僅僅隻能由一種‘總體理論自身’加以擔保的話，那麽,密涅瓦的貓頭鷹已在黎明中翱翔了。”①當然，這其中包含“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身的內在原因。正如安德森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體評價中所指出的，盡管它創造了一種毫不妥協的批判理論，但卻缺乏一種切實可行的革命策略，即便對於歐洲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和行為的指導也是極為有限的，更何況把這一理論應用於對英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和行為的有效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