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結構，安德森試圖給出自己的理解和詮釋，但由於他沒有寫出任何專門性的著作，本來計劃書寫的有關資產階級革命和當代資產階級國家結構的後兩卷本也始終未能付諸筆端，這安德森“類型學”唯物史觀思想研究
就為理解其權力思想留下了極大的遺憾。然而，安德森早在《當代危機的起源》一文中就提出了一種基於“類型學”唯物史觀思想的權力闡釋模式，從而為我們思考權力問題提供了一種富有啟發的參照框架。
安德森認為，在傳統馬克思主義有關社會權力的解釋中，往往把權力僅僅看作經濟基礎的一種外在表現和形式，不免帶有某種經濟還原論的色彩。在他看來，從長遠來看，權力最終來自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支配，或者說權力最終由經濟所決定；從短期來看，權力可能或者由經濟主導(如洪都拉斯),或者由政治主導(如中國),或者由軍事主導(如德國),或者由意識形態主導(如西方國家),或者由法律主導(如未來社會主義)。那麽,究竟應該如何來理解權力?權力本身是多中心的，它存在於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諸層麵和要素之中，這些層麵和要素之間相互關聯和作用而形成了一種整體的權力結構模式。同時，由於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具體曆史構成和社會構成的差異，因而形成了一種有關權力結構的“具體的類型學”。他指出：“相反，需要的不是對權力最終來自社會所有權模式的這一陳舊觀點的重申，迫切需要的是對當今不同權力形態的一種具體的類型學(a concrete typology)。"①
在這一類型學的模式之下，安德森詳細分析了英國的權力結構。在他看來，由於英國特殊曲折的曆史軌跡和獨居一隅的地理位置，使它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三角地形學”(triangular topography)的權力結構模式。簡單來說，在英國，經濟是異常強大的，軍事或政治是相對不重要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是極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