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德森看來，權力是一種整體性的社會存在，它存在於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各層麵和要素中，但由於世界上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具體曆史構成和社會構成的差異，不同的權力各自存在著不同類型的結構模式。就安德森的學術視野而言，他所關注的是世界性的，但其焦點是歐洲的權力結構模式，他不僅試圖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結構模式及其本質給予一種清晰的勾勒，而且力圖對東西方社會權力結構的類型差異做出某種輪廓性的解釋。
(一)西歐社會權力結構的本質特征
按照葛蘭西的觀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被看作“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總和。通常情況下，資產階級是通過市民社會的文化或意識形態來進行統治的，就其所依托的國家機器而言，大眾並不是在法庭、監獄、軍隊、警察等“強製性的國家機器”中被迫地接受統治，而是在家庭、學校、教會、黨派、法律、文化、工會等“意識形態的機器”中自願地接受和認同資產階級統治。這一統治對於大眾來說更加難以抵抗，因為它以一種潛移默化的形式從內心深處來塑造人們，使人們不知不覺地認同了這種統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製度中，文化統治比政治統治發揮著一種更為根本的作用。
然而，在安德森看來，葛蘭西的這一理論並沒有真正說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統治的真正本質。因為在俄國，這一領導權的術語所探討的是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兩個非對抗階級之間的關係，因而采取了領導權或同意的形式；而在葛蘭西的使用中，這一術語所探討的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敵對階級之間的關係，因而必然包含強製和同意兩種形式。
盡管葛蘭西在第二種解決中也確實意識到了同意和強製兩種形式的聯合存在，但依舊存在一種結構的不對稱，其實，無論是第一種解決還是第二種解決，都高估了文化統治的作用，而低估甚至忽視了政治統治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