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當安德森及其同事以《新左派評論》為基地把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翻譯和介紹到英國經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中時，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和碰撞。尤其是以安德森為代表的結構主義學派與以湯普森為代表的曆史主義學派之間開始了長達近20年的爭論。總體上，他們進行了
三次爭論：第一次是隨著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1963)的出版，安德森和湯姆·奈恩分別在《當代危機的起源》(1964)和《英國的工人階級》(1964)中做出回應；第二次是隨著湯普森《英國的特殊性》(1965)的發表，安德森在《社會主義和偽經驗主義》(1966)中做出答複；第三次是時隔十五年之後，當湯普森出版了《理論的貧困》(1978)時，安德森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部爭論》(1980)中再次做出回答。直到此時，兩派之間的爭論才達成某種初步的和解，正如安德森自己所總結的：“拋卻舊的爭吵，共同探討新的問題將是有益的。”①就爭論的問題而言，其中，英國的曆史、社會、文化和政治等領域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和交鋒，得出了對英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的不同理解和認識.
(一)英國曆史的“例外論”
作為對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的回應，安德森在1964年的《當代危機的起源》一文中對英國現代曆史的獨特性做出了精確的描述和概括：
在一場痛苦的、通泄的革命之後，它改變了英國社會的結構，但卻沒有改變上層建築，一個由強大的商人姻親集團所支持的土地貴族成為英國首個主導的資產階級，這個動態的農業資本主義把農民從曆史上驅逐了出去。其成功就為工業資產階級的誕生提供了經濟的“基礎”(floor)和社會的“上層建築”(ceiling)。由於對封建國家的不信任，對法國革命和本國無產階級的恐懼，以及地主階級榮譽和權力的**，資產階級贏得了兩個適度的勝利，它喪失了勇氣並最終喪失了身份。晚期維多利亞時代和盛期帝國主義時代就把貴族和資產階級融為一個單一的社會集團。在工業資本主義出現的條件下，工人階級富於熱情的戰鬥並沒有獲得任何協助；其努力的措施是接連失敗之後的極度消耗。因此，盡管它發展了，獨立了，但卻從屬於顯然不可動搖的英國資本主義的結構之內，盡管它存在巨大的優越性，但卻無法改變英國社會的基本性質。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