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安德森而言，這一“類型學”的唯物史觀思想不僅是一種科學的解釋學，而且是一種革命的實踐論，是指導無產階級實現社會主義未來理想的一種實踐指南。他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部爭論》中指出：“對於創始人而言，曆史唯物主義也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換言之，它是理解當前和把握未來的事業——一項帶有無產階級革命理念的政治工程。”①因此，安德森期待著社會主義的實現，期待著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階級實踐的結合。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階級運動的結合似乎成了一種不可想象的事情。馬爾庫塞曾如此描繪道：“工人和老板享受同樣的電視節目，漫遊同樣的風景勝地，打字員同他雇主的女兒打扮得一樣漂亮，連黑人也有了高級轎車。”②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68年爆發了以法國“五月風暴”為首的風起雲湧的新社會運動。盡管這一由青年學生和工人階級組成的激進運動很快偃旗息鼓，但它對於那一代新左派知識分子而言卻是鼓舞人心的，因為它意味著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革命。對此，安德森認為：“一種革命的文化不是明天的，在今天，文化之內的革命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學生鬥爭就是其最初的形式。”①同樣，其他新左派知識分子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和看法。P.布萊克裏奇(P.Blackledge)認為：“1968年改變了一切，再一次，一種革命的工人階級運動出現在了西歐的議程之中。”②哈曼(Harman)也認為：“1968年是標誌戰後曆史的一個分水嶺，因為社會主義進步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似乎首次在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③
那麽,這些新社會運動的性質和特征是什麽?它們與傳統的社會主義運動有何不同?它們在反資本主義的運動中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五月風暴”作為戰後資本主義發生的最為重要的實踐形式，它是70年代以後新社會運動的真正預演。對此，安德森說道：“1968年法國五月暴動標誌著這方麵的一個深刻的曆史轉折點。近五十年來第一次在發達的資本主義製度下——在和平時期，在帝國主義繁榮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條件下——發生的一場大規模的革命**。”④盡管這一革命最終隻是曇花一現，但隨後以反核運動和女權運動為開端的新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各種主題的抗議運動層出不窮，千千萬萬的歐美民眾走上街頭，示威浪潮席卷了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民族解放運動、生態運動、婦女運動、同性戀權利運動，動物權利運動……他們圍繞著種族、環境、性別、民權等問題而形成了強烈的政治認同，組成不同的團體和協會，表達了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並做出抗爭。盡管這些形式的社會運動在曆史上並不新鮮，但它們所表示的不滿卻是全新的，它們已經偏離了社會主義運動的預定軌道，不再把工人階級作為唯一的主體，不再把推翻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當做革命的手段，也不再把實現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當做主要目標，而是一種以多元化主體、多元化的手段和多元化目標為特征的新社會運動。它們對當代資本主義製度形成了一種全麵的質疑，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權力構成了一種廣泛的文化挑戰。正如薩特所認為的，這是一場“沒有政治革命的文化革命”,革命的參加者“什麽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讓渡給他們任何明確的東西，同時他們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們不要求政權，他們沒有試圖奪取政權，因為今天對於我們來說，需要消滅的是使權力成為可能的那個社會結構本身。”①在此意義上，這些新社會運動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製度構成了一種新的全麵的威脅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