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安德森的“類型學”唯物史觀思想中存在三種主要的思想來源，即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英國經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它們共同構成了安德森“類型學”唯物史觀不可或缺的理論來源。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為其提供了一套係統化的理論範疇和和理論體係，英國經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為其提供了一種人道主義和曆
基本要素，歐洲大陸理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為其提供了一種科學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根本要素，由此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類型學”的唯物史觀思想。
對於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安德森主要采用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和《資本論》中所得出的諸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等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和理論，遵循了馬克思晚期的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認知路線，而非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認識路徑，不僅對曆史唯物主義思想進行了堅決的保衛和辯護，而且對曆史唯物主義思想進行了科學的解釋和論證。與此同時，安德森試圖把這一“類型學”唯物史觀思想應用於世界上不同地區和國家的曆史、現實與未來的研究中，把曆史的考證和理論的闡釋彼此關聯，經驗的事實和理性的分析相統一，形成了一種融曆史與理論、經驗與理性為一體的曆史科學理論，回到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地形學，堅持了曆史的唯物主義的解釋原則和曆史決定論的思想。更為重要的是，安德森對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事業進行了堅決的捍衛和堅守。他遵循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社會主義理想，試圖開創出一種“革命的政治學”。一方麵他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實踐的內在統一，另一方麵他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事業，反對一國的社會主義，讚成多國的社會主義，試圖在國際主義的文化和政治事業中實現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