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學報》第二期，本副刊第九期中曾經介紹，茲該學報第三期已於六月下旬出版，愛將其中比較重要之論文，述評如下。
一、馮友蘭《儒家對於婚喪祭禮之理論》
馮君謂孔子與其後各家有一顯著之異點。孔子講學之目的，不在養成某一家之學者，而在養成為國家社會服務之人；其所以教弟子之六藝，皆當時已有之書籍。孔子對於當時之政治社會製度，亦不圖有所改變，惟盡力擁護之。此即孔子所自謂“述而不作”也。其所述者，即《周禮》,即周公所定之製度是也。然後來之儒家則不止此，彼等所讚成擁護者雖仍為《周禮》,然已將之理想化、論理化，而與之以新根據。而其理論，由今觀之，極有價值。試就吾人所以對待死者而論。若純依理智，則一切喪禮及祭禮皆毫無意義，而當廢除，然此為感情所不許；若純依感情，而以種種迷信為真理，則為理智所不許。而儒家對待死者之道，則兼顧感情與理智而折衷於二者之間。古時已有之喪祭禮，多為宗教的儀式，其中包含不少迷信與獨斷(dogma);但儒家以述為作，加以澄清，與之以新意義，使之由宗教而變為藝術為詩。此點與今世哲學家桑戴延納(Santavana)主張宗教宜放棄其迷信與獨斷而自比於詩者暗合。
以上馮君之言大體極精當，惟有一點宜補充者：孔子及其後儒家之擁護周禮，隻以周禮適應於當時之社會，非以為一成不可變者也。反之，《禮記》且雲：“禮，時為大”,而孟子之稱孔子，則以為“聖之時者也”。馮君謂“孔子卻積極讚成當時之各種製度，而且盡力擁護之”,實不盡然。康有為“孔子托古改製”之說，固多誇大，《禮運·大同》之論，固未必為孔子之言，然《論語》顏淵問為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使孔子而得為東周，其未必處處墨守周公舊典，可斷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