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上冊初出版的時候，我曾對它發表過一些意見(見廿年五月廿五日及六月一日的《大公報·文學副刊》)。最近，此書全部出世，學報編者以書評見屬，不免對下冊補說幾句話，雖然可說的話並不多。下冊出版之前我曾有預讀的榮幸，當時讀後的感想，曾和馮先生說過的現在不想再說，因此可說的更少。
馮先生的書分為兩篇並不是偶然的，這根據於他對於中國哲學史的一種看法。他以為中國哲學史天然地可分為兩個時代：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換句話說，即大體上不以傳統的權威為依傍的時代，和根本上以傳統的權威為依傍的時代。他以為子學時代相當於西洋哲學中的上古期，經學時代相當於其中的中古期。“中國實隻有上古與中古哲學，而尚無近古哲學也。”但這“非謂中國近古時代無哲學也”,隻是說，在近古時代中國哲學上沒有重大變化，沒有新的東西出現，其“精神麵目”可以與西洋近古哲學比論的。“直至最近，中國無論在何方麵皆尚在中古時代，中國在許多方麵不如西洋，蓋即中國曆史缺一近古時代。哲學方麵特其一端而已。近所謂東西文化之不同，在許多點上，實即中古文化與近古文化之差異。”這些見解雖平易而實深澈，雖若人人皆知，而實創說。
在搜集材料的方法上，馮先生從表麵依傍成說的注疏中，榨出注疏者的新見，這種精細的工作，是以前講中國哲學史的人沒有做過的。這種工作最顯著的成績乃在第六章講向秀與郭象的一長段。最有趣的，他從注文的勘核竟發現了一個覆沉千古的冤獄，郭象盜竊向秀《莊子注》的冤獄，而得到平反的證據。此外在這下冊裏，我國所謂象數之學和希臘畢達哥拉學派的類似第一次被指出，董仲舒的學說第一次得到從新觀點的詳細分析，楊雄、韓愈、李翱在我國思想史上的地位第一次得到正確的新估定，宋學中的理氣說及其演變第一次得到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