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國寄稿)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著,上海四馬路中二郵區聯合書店出版，一九三0年三月初版，精裝實價一元八角，平裝實價一元五角，外省酌加寄費。編者按，本刊第百九十六期，已有文甫君批評此書一文，讀者可以參閱。
郭沫若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一九三0年我國史界最重要兩種出版品之一(其餘一種不用說是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第二冊)。它的貢獻不僅在若幹重要的發現和有力量的假說(積極方麵，例如西周的奴隸製度、傳說上舜與殷先祖之關係；消極方麵，例如“周金中無井田製度的痕跡”“周金中無五服五等之製”等等),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條大道。那就是拿人類學上的結論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這些結論找尋中國記錄上的佐證，同時也就建設中國古代社會演化的曆程。
這條研究古史的路徑有好幾種優點。第一，生產事業的情形和社會的組織，無疑是曆史中主要的部分之一，較之同時某特個的人物或事件之虛實，其意義自然重大得多。第二，在古代記錄中，因為直接的獨立的見證之缺乏，大多數特殊人物和故事的可靠性簡直無從考定，惟傳說中這些人物和故事的社會背景不能憑空捏造，至少當可以映出傳說產生時的社會情形。我們若從古代記錄中考察史象之靜的方麵，其所得結論往往較為可靠。第三，社會製度的變遷多少有點“理性”或“曆史的邏輯”,例如銅器之先於鐵器、農奴製之先於私人資本發達、神治思想之先於人治思想，其蓋然性決比反麵為大。許多時代成問題的古史料，我們可據其中所表現的製度而排列其產生的次序。
因為這些原故，郭先生所例示的路徑是值得後來史家遵循的，但可惜郭先生研究的指針，乃是五十多年前穆爾剛的《古代社會》(LewisH.Morgan:Ancient Society,1877),那已經成了人類學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結論多半已被近今人類學者所擯棄。(看R.H.Lowie:PrimitiveSociety,P.V,1925,New York),即使如此，我並不是說穆爾剛的書絕對不能為研究中國古史的幫助。穆爾剛和他同時許多人類學先驅者的根本錯誤，在以為社會的演化有一定之程序與方式，為各個社會所必經。他所建造的社會演化曆程固不能適合於一切社會，但倘若郭先生預存戒心，不把他看作放四海而皆準的道理，而隻用作一種初步的假說(preliminary hypothesis),拿中國古史去勘核它，而不拿它去附會中國古史，則結果或者對於穆爾剛的學說添一些反證或疑問，亦未可知。可惜郭先生不出此，竟無條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陳跡的、十九世紀末年的“一條鞭式”(unilinear)社會進化論，並擔任用中國史來證明它，結果弄出許多牽強穿鑿的地方。本文擬將書中成問題的要點提出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