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麵知其確有必要，一麵又深知其難，則不得想個好方法。我若無好方法，我斷不敢下手去作。”
梁漱溟先生是現今國內很少有的一個肯思想、敢思想而且能思想的人。近來他的思想集中於一個問題：中國民族如何自救?結果的一部分，便是我現在所需要論及的一部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在這部書裏，他對於我國政治上的一個根本問題及其答案，想得透澈，看得清楚，說得有力。因此，凡對於我國政治，不拘有理論的或實行的興趣的人，都應當細讀這部書，而且讀了一定會發深省。
這部書的內容可析為兩部分。(甲)一個改革運動的方案，和(乙)一種曆史的解釋，用來作這方案的根據。梁先生把(乙)項放在前頭，(甲)項放在後頭。我現在卻要顛倒其次序來討論。因為，依我看來，這兩者之間並沒有密切的關係。他的改革方案的價值，絕不視乎他的曆史解釋的真確程度而定。幾乎沒有例外的，自來偉大的社會改革理論家總喜歡提出一種曆史解釋來把他的政治方案“合理化”
(rationalized),而亦同樣沒有例外的，他們的政治方案雖然適合於一時一地的需要，而他們的曆史解釋卻是錯誤的。“國家的契約起源說”之於民治主義，黑格爾的曆史哲學之於國家主義，唯物史觀之於共產主義，都是很好的例子(關於黑格爾的曆史哲學及唯物史觀，予別有說，參看《國風》第三卷第一號拙作關於曆史哲學之文),所以我們不必把一個改革方案的“曆史理由”看得很重。
梁先生在近三十年來我國的政治運動裏，看出一件很可悲事實。我國本來是一個漫散的村落社會，而過去的改革家卻置村落於不顧。他們的工作，大抵是要把種種西洋都市文明的產物，無益而有害於村
鄉生活的組織，加諸這村落社會之上，結果他們的組織固然失敗，而這三十多萬的村落，為中國的軀幹的，已被**到體無完膚：